農工商三者，並稱實業，而三者之中，農爲尤要。必有農，然後工商之技，乃可得而施。中國從前稱農爲本業，工商爲末業，若除去其輕視工商、幾乎視爲分利之意，而單就本末兩字的本義立論，其見解是不錯的。所以農業的發達，實在是人類劃時代的進步。
有農業，然後人類的食物，乃能爲無限制的擴充，人口的增加，才無限制。人類才必須定居，一切物質文明，乃有基礎，精神文化，亦就漸次發達了。人類至此，剩餘的財產纔多，成爲掠奪的目的。勞力更形寶貴，相互間的戰爭，自此頻繁，社會內部的組織，亦更形複雜了。世界上的文明，起源於幾個特別肥沃的地點，比較正確的歷史，亦是自此開始的。這和農業有極深切的關係，而中國亦是其中之一。
在農業開始以前，遊獵的階段，很爲普遍。在第一章中業經提及。漁獵之民，視其所居之地，或進爲畜牧，或進爲農耕。中國古代，似乎是自漁獵徑進於農耕的。傳說中的三皇：燧人氏鑽木取火，教民熟食，以避腥臊傷害腸胃，顯然是漁獵時代的酋長。伏羲，亦作庖犧。皇甫謐《帝王世紀》，說爲“取犧牲以供庖廚”（《禮記·月令疏》引），實爲望文生義。《自虎通義·號篇》雲：“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則羲字與化字同義，所稱頌的乃其德業。至於其時的生業，則《易·繫辭傳》明言其“爲網罟以田以漁”，其爲漁獵時代的酋長，亦無疑義。伏羲之後爲神農。“斫木爲耜，揉木爲耒”，就正式進入農業時代，我國文明的歷史，從此開始了。
三皇之後爲五帝。顓頊、帝嚳，可考的事蹟很少。黃帝“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神農戰，似乎是遊牧部落的酋長。然這不過是一種荒怪的傳說，《五帝本紀》同時亦言其“藝五種”，而除此之外，亦絕無黃帝爲遊牧民族的證據。《堯典》則有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之文。《堯典》固然是後人所作，並非當時史官的記錄。
然後人所作，亦不能謂其全無根據。殷周之祖，是略與堯舜同時的。《詩經》中的《生民》、《公劉》，乃周人自述其祖宗之事，當不致全屬子虛。《書經》中的《無逸》，乃周公誥誡成王之語，述殷周的歷史，亦必比較可信。《無逸》中述殷之祖甲雲：“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愛知小人之依。”（祖甲實即太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正指其爲伊尹所放之事）述高宗雲：“舊勞於外，爰暨小人。”皆顯見其爲農業時代的賢君。周之先世，如太王、王季、文王等，更不必論了。
古書的記載，誠多未可偏信。然合全體而觀之，自五帝以來，社會的組織和政治上的鬥爭，必與較高度的文明相伴，而非遊牧或漁獵部族所能有。然則自神農氏以後，我國久已成爲農業發達的民族了。
古史年代，雖難確考，然孟子說：“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盡心下篇》）和韓非子所謂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顯學篇》）；樂毅《報燕惠王書》所謂“收八百歲之畜積”（謂齊自周初建國，至爲昭王所破時），大致都相合的，決不會是臆造。
然則自堯舜至週末，當略近二千年。自秦始皇統一天下至民國紀元，相距二千一百三十二年。自堯舜追溯農業發達之時，亦必在千年左右。我國農業發達，總在距今五千年之前了。
中國的農業，是如何進化的呢？一言以蔽之，曰：自粗耕進於精耕。古代有爰田之法。爰田即系換田。據《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是因爲地有美惡，“肥饒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所以“三年一換主易居”。
據《周官》大司徒：則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不易之地，是年年可種的。一易之地，種一年要休耕一年。再易之地，種一年要休耕兩年。授田時：不易之地，一家給一百畝。一易之地，給二百畝。再易之地，給三百畝。
古代的田畝，固然較今日爲小。然一夫百畝，實遠較今日農夫所耕爲大。而其成績，則據《孟子》《萬章下篇》和《禮記·王制》所說：是上農夫食9人，其次食8人，其次食7人，其次食6人，下農夫食5人。較諸現在，並不見得佳良，可見其耕作之法，不及今人了。
漢朝有個大農業家趙過，能爲代田之法。把一畝分做三個甽，播種於其中。甽以外的高處謂之隴。苗生葉以後，要勤除隴上之草，因而把隴上的土，傾頹下來，使其附著苗根。如此逐漸爲之，到盛暑，則“隴盡而根深”，能夠“耐風與旱”。甽和隴，是年年更換的，所以謂之代田（見《漢書·食貨志》）。
後來又有區田之法。把田分爲一塊一塊的，謂之區。隔一區，種一區。其鋤草和頹土，亦與代田相同。《齊民要術》見下極稱之。後世言農業的人，亦多稱道其法。但據近代研究農業的人說：則“代田區田之法，不外乎所耕者少，而耕作則精。近世江南的農耕，較諸古人所謂代田區田，其精勤實無多讓。其田並不番休，而地力亦不見其竭。則其施肥及更換所種穀物之法，亦必有精意存乎其間”。這都是農業自然的進步。
總而言之：農業有大農制和小農制。大農制的長處，在於資本的節約，能夠使用機械，及人工的分配得宜。小農制的長處，則在以人盡其勞，使地盡其力。所以就一個人的勞力，論其所得的多少，是大農製爲長。就土地同一的面積，論其所得的多少，則小農製爲勝。中國農夫的技能，在小農制中，總可算首屈一指了。這都是長時間自然的進化。
中國農業進化的阻力，約有三端：（一）爲講究農學的人太少。即使有之，亦和農民隔絕，學問不能見諸實用。古代有許多教稼的官。如《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司稼，“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懸於邑閭”。這些事，都是後世所沒有的。
李兆洛《鳳臺縣志》說，鳳臺縣人所種的地，平均是1人16畝。窮苦異常。往往不夠本。一到荒年，就要無衣無食。縣人有一個喚做鄭念祖的，僱傭了一個兗州人。問他：你能種多少園地？他說兩畝。還要僱一個人幫忙。問他要用多少肥料？他說一畝田的肥料，要值到兩千個銅錢。間壁的農人聽了大笑，說，我種10畝地，只花一千個銅錢的肥料，收穫的結果，還往往不夠本呢？鄭念祖對於這個兗州人，也是將信將疑。且依著他的話試試看呢，因其用力之勤，施肥之厚，人家的作物，都沒有成熟，他先就成熟了；而且長得很好。爭先入市，獲利甚多。到人家蔬果等上市時，他和人家一塊賣的，所得的都是贏利了。
李兆洛據此一例，很想募江南的農民爲農師，以開水田。這不過是一個例。其餘類乎此的情形，不知凡幾。使農民互相師，已可使農業獲有很大的進步，何況益之以士大夫？何況使士大夫與農民互相師，以學理經驗，交相補足呢？
（二）古代土地公有，所以溝洫阡陌等，都井井有條。後世則不然。土地變爲私有，寸寸割裂。凡水旱蓄泄等事，總是要費掉一部分土地的，誰肯犧牲？凡一切公共事業的規劃，其根源，實即公共財產的規劃。所以土地公有之世，不必講地方自治，而自治自無不舉。
土地既已私有，公共的事務，先已無存。間有少數非聯合不能舉辦的，則公益和私益，多少有些衝突。於是公益的舉措，固有的蕩然無存，當興的闕而莫舉；而違反公益之事，且日出不窮。如濫伐林木，破壞隄防，壅塞溝渠等都是。而農田遂大受其害。其最爲顯著的，就是水利。
（三）土地既然私有了，人民誰不愛護其私產？但必使其俯仰有餘；且勤勞所得，可以爲其所有；農民才肯盡力。如其一飽且不可得；又偶有贏餘，即爲強有力者剝削以去；人民安得不苟偷呢？然封建勢力和高利貸的巧取豪奪，則正是和這原則相反的。這也是農田的一個致命傷。職是故，農業有其進化的方面，而亦有其退化的方面。進退相消，遂成爲現在的狀況。
中國現在農業上的出路，是要推行大農制。而要推行大農制，則必須先有大農制所使用的器具。民國十七年春，俄國國營農場經理馬克維次（Markevich），有多餘不用的機犁百架，召集附近村落的農民，許租給他們使用，而以他們所有的土地，共同耕種爲條件。
當時加入的農民，其耕地共計9000餘畝。到秋天，增至24000餘畝。事爲所聞。於是增制機犁，並建造使用機犁的動力場。至明年，遂推行其法於全國。是爲蘇俄集合農場的起源（據張君勱《史泰林治下之蘇俄》。再生雜誌社本）。天下事口說不如實做。瘏口嘵音，說了半天的話，人家還是不信。實在的行動當前，利害較然可見，就無待煩言了。普通的議論，都說農民是最頑固的、守舊的。其實這是農民的生活，使其如此。
現在爲機器時代。使用舊式的器具，決不足以與之相敵。而全國最多數的農民，因其生活，而滯留於私有制度下自私自利的思想，亦實爲文化進步的障礙。感化之法，單靠空言啓牖是無用的。生活變則思想變；生產的方法變，則生活變。“牖民孔易”，製造出耕作用的機械來，便是化除農民私見的方法。並不是要待農民私見他除了，機械纔可使用。
中國的農學，最古的，自然是《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的農家。其所著錄先秦的農書，今已不存。先秦農家之說，存於今的，只有《管子》中的《地員》，《呂氏春秋》中的《任地》、《辨土》、《審時》數篇。漢代農家所著之書，亦俱亡佚。諸家徵引，以汜勝之書爲最多。據《周官》草人疏說，這是漢代農書中最佳的，未知信否。
古人著述，流傳到現在的，以後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爲最早。後世官修的鉅著，有如元代的《農桑輯要》，清代的《授時通考》；私家的鉅著，有如元王楨的《農書》，明徐光啓的《農政全書》等；均在子部農家中。此項農書，所包頗廣。種植而外，蠶桑、菜果、樹木、藥草、孳畜等，都包括其中。田制、勸課、救荒之法，亦均論及，尚有茶經、酒史、食譜、花譜、相牛經、相馬經等，前代亦隸農家，清四庫書目改入譜錄類。獸醫之書，則屬子部醫家。這些，都是和農業有關係的。
舊時種植之法，未必都能適用於今。然要研究農業歷史的人，則不可以不讀。
蠶桑之業，起於黃帝元妃嫘祖，語出《淮南·蠶經》，《農政全書》引。自不足信。《易·繫辭傳》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疏》雲：“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亦近附會。但我國的蠶業，發達是極早的。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七十者可以衣帛矣。”（《梁惠王上》）久已成爲農家婦女普遍的職業了。
古代蠶利，盛於北方。《詩經》中說及蠶桑的地方就很多。《禹貢》兗州說桑土既蠶，青州說厥篚檿絲。檿是山桑，這就是現在的野蠶絲了。齊紈、魯縞，漢世最爲著名。南北朝、隋、唐貨幣都通用布帛。唐朝的調法，亦兼收絲麻織品。元朝還有五戶絲及二戶絲。可見北方蠶桑之業，在元代，尚非不振，然自明以後，其利就漸限於東南了。
唐甄《潛書》說：“蠶桑之利，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通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爲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此以盛衰言之，並非謂絕對無有，不可拘泥）。甚矣民之惰也。”大概中國文化，各地不齊，農民愚陋，只會蹈常習故。便是士和工商亦然。所以全國各地，風氣有大相懸殊的。
《日知錄》說：“華陰王宏撰著議，以爲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又引《鹽鐵論》說：“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夏不釋褐，冬不離窟。”崔寔《政論》說：“僕前爲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顧氏說：“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袴。”可見有許多地方，荒陋的情形，竟是古今一轍。
此等情形，昔人多欲以補救之法，責之官吏，間亦有能行之的。如清乾隆時，陳宏謀做陝西巡撫。曾在西安、三原、鳳翔設蠶館、織局，招南方機匠爲師。又教民種桑。桑葉、繭絲，官家都許收買，使民節節得利，可以踊躍從事，即其一例。但究不能普遍。今後交通便利，資本的流通，遍及窮鄉僻壤，此等情形，必將漸漸改變了。
林政：愈到後世而愈壞。古代的山林，本是公有的，使用有一定的規則，如《禮記·王制》說“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是。亦或設官管理，如《周官》的林衡是。又古代列國並立，務於設險，平地也有人造的森林，如《周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塗，而樹之林，以爲阻固是。後世此等事都沒有了。造林之事極少，只是靠天然的使用。所以愈開闢則林木愈少。如《漢書·地理志》說，天水、隴西，山多林木，人民都住在板屋裡。
又如近代，內地的木材，出於四川、江西、貴州，而吉、黑兩省，爲全國最大的森林區域，都是比較上少開闢的地方。林木的闕乏，積極方面，由於國家不知保護森林，更不知造林之法。
如清朝梅曾亮，有《書棚民事》一篇。他說當他替安徽巡撫董文恪做行狀時，遍覽其奏議，見其請準棚民開山的奏摺，說棚民能攻苦食淡於崇山峻嶺，人跡不通之處，開種旱谷，有裨民食，和他告訐的人，都是溺於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田，保一棺之土的，其說必不可聽。
梅氏說：“予覽其說而是之。”又說：“及予來宣城，問諸鄉人，則說：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歷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緩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爲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灌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其情形就大不然了。”梅氏說：“予亦聞其說而是之。”又說：“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
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於董公之所憂，則吾蓋未得其術也。”此事之是非，在今日一言可決。而當時或不之知，或作依違之論。可見昔人對於森林的利益，知之不甚透澈。自然不知保護，更說不到造林；歷代雖有課民種桑棗等法令，亦多成爲具文了。消極方面，則最大的爲兵燹的摧殘，而如前述開墾時的濫伐，甚至有放火焚燬的，亦是其一部分的原因。
漁獵畜牧，從農業興起以後，就不被視爲主要的事業。其中惟田獵因和武事有關，還按時舉行，藉爲閱習之用。漁業則被視爲鄙事，爲人君所弗親。觀《左氏》隱公五年所載臧僖伯諫觀漁之辭可見。牧業，如《周官》之牧人、牛人、充人等，所豢養的，亦僅以供祭祀之用。只有馬是和軍事、交通都有關係的，歷代視之最重，常設“苑”“監”等機關，擇適宜之地，設官管理。其中如唐朝的張萬歲等，亦頗有成績。然能如此的殊不多。以上是就官營立論。
至於民間，規模較大的，亦恆在緣邊之地。如《史記·貨殖列傳》說，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畜牧爲天下饒。又如《後漢書·馬援傳》說，援亡命北地，因留畜牧，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谷數萬斛是。
內地民家，勢不能有大規模的畜牧。然苟能家家畜養，其數亦必不少。如《史記·平準書》說，武帝初年，“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元朔六年，衛青霍去病出塞，私負從馬至14萬匹（《漢書·匈奴列傳》。顏師古《注》：“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實在是後世所少見的。
民業雖由人民自營，然和國家的政令，亦有相當的關係。唐玄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明實錄》言：永樂元年，七月，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據《日知錄·馬政》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