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賦稅，合幾千年的歷史觀之，可以分爲兩大類：其（一）以最大多數的農民所負擔的田稅、軍賦、力役爲基本，隨時代變化，而成爲種種形式。自亡清以前，始終被看做是最重要的賦稅。其（二）自此以外的稅，最初無有，後來逐漸發生，逐漸擴張，直至最近，才成爲重要部分。
租、稅、賦等字樣，在後世看起來，意義無甚區別，古代則不然。漢代的田稅，古人稱之爲稅，亦即後世所謂田賦。其收取，據孟子說，有貢、助、徹三法。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五十、七十當系夏殷頃畝，較周爲小，不然，孟子所說井田之制，就不可通了）。又引龍子的話，說“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即是取幾年的平均額，以定一年的稅額。樂歲不能多，凶年不能減。所以龍子詆爲惡稅。
助法，據孟子說，是將一方里之地，分爲九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一方里之地，住居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共耕公田。公田所入，全歸公家；私田所入，亦全歸私家，不再收稅。徹則田不分公私，而按畝取其幾分之幾。
案貢法當是施之被征服之族的。此時征服之族與被征服之族，尚未合併爲一，截然是兩個團體。征服之族，只責令被征服之族，每年交納農作品若干。其餘一切，概非所問（此時納稅的實系被征服之族之團體，而非其個人），所以有此奇異的制度。至於助，徹，該是平和部族中自有的制度，在田畝自氏族分配於家族時代發生的（參看第二第五兩章自明）。
三者的稅額，孟子說：“其實皆十一也。”這亦不過以大略言之。助法，照孟子所說明明是九一，後儒說：公田之中，以二十畝爲廬舍，八家各耕公田十畝，則又是十一分之一。古人言語粗略，計數更不精確，這是不足以爲懷疑孟子的話而加以責難的根據。
古代的田制有兩種：一種是平正之地，可用正方形式分劃，是爲井田。一種是崎嶇之地，面積大小，要用算法扯算的，是爲畦田。即圭田。古代征服之族，居於山險之地，其地是不能行井田的，所以孟子替滕文公規劃，還說“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既說周朝行徹法，又說雖周亦助，也是這個道理（參看第四章自明）。
賦所出的，是人徒、車、輦、牛、馬等，以供軍用。今文家說：十井出兵車一乘（《公羊》宣公十年，昭公元年何《注》）。古文家據《司馬法》，而《司馬法》又有兩說：一說以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遞加十倍（《周官》小司徒鄭《注》引）。
又一說以四井爲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鄭注《論語·學而篇》“道千乘之國”引之，見《小司徒疏》）。
今文家所說的制度，常較古文家早一時期，說已見前。古文家所說的軍賦，較今文家爲輕，理亦由此（《司馬法》實戰國時書。戰國時國大了，所以分擔的軍賦也輕）。
役法，《禮記·王制》說：“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官》均人說：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小司徒說：“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案田與追胥，是地方上固有的事，起徒役則是國家所要求於人民的。地方上固有的事，總是與人民利害相關的，國家所要求於人民的，則利害未必能一致，或且相反。所以法律上不得不分出輕重。然到後來，用兵多而差徭繁，能否盡守此規則，就不可知了。
古代當兵亦是役的一種。《王制》說：“五十不從力政（政同徵，即兵役外的力役），六十不與服戎。”《周官》鄉大夫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徵之。”《疏》說七尺是二十歲，六尺是十五歲。六隻是未成年之稱，其說大約是對的。然則後期的徭役，也比前期加重了。
以上是古代普遍的賦稅。至於山林川澤之地，則古代是公有的。手工業，簡易的人人會做，艱難的由公家設官經營。商業亦是代表部族做的（說已見第五章），既無私有的性質，自然無所謂稅。然到後來，也漸漸的有稅了。
《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古田地字通用，田之外兼數山澤，可見漢世自天子至封君，將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皆作爲私奉養，由來已久（參看第五章）。
市井租稅，即系商稅。古代工商業的分別，不甚清楚，其中亦必包含工稅。案《孟子·王制》，都說“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徵”。廛是民居區域之稱。
古代土地公有，什麼地方可以造屋，什麼地方可以開店，都要得公家允許的，不能亂做。所以《孟子·滕文公上篇》，記“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然則市廛而不稅，即系給與開店的地方，而不收其稅，這是指後世所謂“住稅”而言，在都邑之內。
關譏而不徵，自然是指後世所謂“過稅”而言。然則今文住稅過稅俱無。而《周官》司市，必“凶荒札喪”，才“市無徵而作布”（造貨幣）；司關必凶荒才“無關、門之徵”（門謂城門），則住稅過稅都有了。又《孟子·公孫丑下篇》說：“古之爲市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徵之”，龍即隴字。龍斷，謂隴之斷者。一個人佔據了，第二個人再不能走上去與之並處。罔即今網字。因爲所居者高，所見者遠，遙見主顧來了，可以設法招徠；而人家也容易望見他；自可把市利一網打盡了。這是在鄉趕集的，而亦有稅，可見商稅的無孔不入了。
此等山川、園池、市肆租稅，都是由封建時代各地方的有土之君，各自徵收的，所以很缺乏統一性。
賦稅的漸增，固由有土者的淫侈，戰爭的不息，然社會進化，政務因之擴張，支出隨之巨大，亦是不可諱的。所以白圭說：“吾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即說：“子之道貉道也。”貉“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然則賦稅的漸增，確亦出於事不獲已。
儻使當時的諸侯大夫，能審察情勢，開闢利源，或增設新稅，或就舊稅之無害於人民者而增加其稅額，原亦不足爲病。無如當時的諸侯大夫，多數是不察情勢，不顧人民的能否負擔，而一味橫徵暴斂。於是田租則超過十一之額，而且有如魯國的履畝而稅（見《春秋》宣公十五年。此因人民不盡力於公田，所以稅其私田），井田制度破壞盡了。力役亦加多日數，且不依時令，致妨害人民的生業。此等證據，更其舉不勝舉。無怪乎當時的仁人君子，都要痛心疾首了。
然這還不算最惡的稅。最惡的稅是一種無名的賦。古書中賦字有兩義：一是上文所述的軍賦，這是正當的。
還有一種則是不論什麼東西，都隨時責之於民。所以《管子》說：“歲有兇穰，故谷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國蓄篇》）輕就是價賤，重就是價貴。在上者需用某物，不管人民的有無，下令責其交納，人民只得求之於市，其物的價格就騰貴，商人就要因此剝削平民了。
《管子》又說：以室廬籍，以六畜籍，以田畝籍，以正人籍，以正戶籍。籍即是取之之意。以室廬籍，當謂按戶攤派。以田畝籍，則按田攤派。正人、正戶，當系別於窮困疲羸的人戶而言。六畜，謂畜有六畜之家，當較不養者爲富（《山權數》雲：“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此以家無孳畜爲貧窮的證據），所以以之爲攤派的標準。其苛細可謂已甚了。
古代的封君，就是後世鄉曲的地主。後世鄉曲的地主，需要什麼東西，都取之於佃戶的，何況古代的封君，兼有政治上的權力呢？無定時、無定物、無定數，這是最惡的稅。
秦漢之世，去古未遠，所以古代租稅的系統，還覺分明。漢代的田租，就是古代的稅，其取之甚輕。高祖時，十五稅一。文帝從晁錯之說，令民入粟拜爵，十三年，遂全除田租。至景帝十年，乃令民半出租，爲三十而稅一。後漢初年，嘗行十一之稅。天下已定，仍三十而稅一。除靈帝曾按畝斂修宮錢外，始終無他橫斂（修宮錢只是橫斂，實不能算增加田租），可謂輕極了。
但古代的田，是沒有私租的，漢世則正稅之外，還有私租，所以國家之所取雖薄，農民的負擔，仍未見減輕，還只有加重（王莽行王田之制時，詔書說漢時的私租，“厥名三十，實十稅五”，則合三十稅一的官租，是三十分之十六了）。
漢代的口錢，亦稱算賦。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錢百二十，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錢，以補車騎馬。見《漢書·高帝紀》四年，《昭帝紀》元鳳四年《注》引如淳說引《漢儀注》。案《周官》太宰九賦，鄭《注》說賦是“口率出泉”。又說：“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泉錢一字。
觀此，知漢代的算賦，所謂人出百二十錢以食天子者，乃古代橫斂的賦所變。蓋因其取之無定時，無定物，無定數，實在太暴虐了，乃變爲總取錢若干，而其餘一切豁免。這正和五代時的雜征斂，宋世變爲沿納；明時的加派，變爲一條鞭一樣。見下。至於正當的賦，則本是供軍用的，所以武帝又加三錢以補車騎馬。
漢代的錢價，遠較後世爲貴，人民對於口錢的負擔，很覺其重。武帝令民生子三歲出口錢，民至於生子不舉。元帝時，貢禹力言之。帝乃令民七歲乃出口錢（見《漢書·貢禹傳》）。役法：《高帝紀》二年《注》引如淳說，《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疇之義爲類。
古行世業之法，子弟的職業，恆與父兄相同（所謂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參看階級章）。而每一類的人，都有其官長（《國語·周語》：說宣王要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說“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奸，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皆可知也。”這即是各官各知其所管的民數的證據），此即所謂疇官。
傅之疇官，就是官有名籍，要負這一類中人所應負的義務了。這該是古制，漢代的人民，分類未必如古代之繁，因爲世業之制破壞了。但法律條文，是陳舊的東西，事實雖變，條文未必隨之而變。如淳所引的律文，只看作民年二十三，就役籍有名，該當一切差徭就彀了。景帝二年，令民年二十始傅。又將其提早了三年。役法是徵收人民的勞力的，有役法，則公家舉辦事業不必要出錢僱工，所以在財政上，也是一筆很大的收入。
財政的規模，既經擴張，自當創設新稅。創設新稅，自當用間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於農民。此義在先秦時，只有法家最明白。《管子·海王篇》說，要直接向人民加賦，是人人要反對的。然鹽是無人不吃的；鐵器亦不論男女，人人要用，如針、釜、耒、耜之類；在鹽鐵上加些微之價，國家所得，已不少了。這是鹽鐵官賣或收稅最古的理論。
此等稅或官賣，古代亦必有行之者。漢代郡國，有的有鹽官、鐵官、工官（收工物稅）、都水官（收漁稅），有的又沒有，即由於此。
當此之時，自應由中央統籌全局，定立稅法；或由中央直接徵收，或則歸之於地方。但當時的人，不知出此。桑弘羊是治法家之學的；王莽實亦兼採法家之說（見第五章），所以弘羊柄用時，便筦鹽鐵、榷酒酤，並行均輸、算緡之法（千錢爲緡，估計資本所值之數，按之抽稅）。王莽亦行六筦之制（見第五章），然行之既未盡善；當時的人，又大多數不懂得此種理論。汲黯說：天子只該“食租衣稅”。晉初定律，把關於酒稅等的法令，都另編爲令，出之於律之外，爲的是律文不可時改，而此等稅法，在當時，是認爲不正當，天下太平之後，就要廢去的（見《晉書·刑法志》）。
看這兩端，便知當時的人，對於間接稅法，如何的不瞭解。因有此等陳舊的見解，遂令中國的稅法，久之不能改良。
田租口賦兩種項目，是從晉定《戶調式》以後，才合併爲一的。戶調之法，實起源於後漢之末。魏武帝平河北，曾下令：田租之外，只許每戶取綿絹若干，不準多收（見《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九年《注》）。大約這時候，（一）人民流離，田畝荒廢，有能從事開墾的，方招徠之不暇，不便從田租上誅求。（二）又人民的得錢，是比較艱難的（這個歷代情形都如此。所以租稅徵收谷帛，在前代，是有益於農民的。必欲收錢，在徵收租稅時，錢價就昂貴，谷帛的價，就相對下落了）。漢世錢價貴，喪亂之際，賣買停滯，又不能誅求其口錢。所以不如按戶責令交納布帛之類。這原是權宜之法。但到晉武帝平吳，製爲定式之後，就成爲定法了。
戶調之法，是與官授田並行的。當時男子一人，佔田70畝；女子30畝。其外，丁男課田50畝，丁女20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丁男之戶，歲輸絹3匹，綿3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
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亦有授田之法（已見第五章）。唐時，丁男給田1頃，以20畝爲永業，餘爲口分。每年輸粟3石，謂之租。看地方的出產，輸綿及絲麻織品，謂之調。力役每年20日，遇閏加2日，不役的納絹3尺，謂之庸。
立法之意，本是很好的。但到後來，田不能授，而賦稅卻是按戶徵收了。你實際沒有田，人家說官話不承認。兼併的人，都是有勢力的，也無人來整頓他。於是無田的人，反代有田的人出稅。人皆託於宦、學、釋、老，或詐稱客戶以自免。
其弊遂至不可收拾，當這時代，要想整頓，（一）除非普加清釐，責令兼併的人，將多餘的田退還，由官分給無田者。（二）次則置兼併者於不問，而以在官的閒田，補給無田的人。其事都不能行。（三）於是德宗時，楊炎爲相，犧牲了社會政策的立法，專就財政上整頓，就有財產之人而收其稅，令於夏秋兩季交納（夏輸毋過六月，秋輸毋過十一月），是爲兩稅。
兩稅法的精意，全在“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十八個字。社會立法之意，雖然犧牲了，以財政政策而論，是不能不稱爲良法的。
“兩稅以資產爲宗”，儻使就此加以研究改良，使有產者依其財產的多少，分別等第，負擔賦稅，而於無產者則加以豁免，則雖不能平均負賦，而在財政上，還不失公平之道，倒也是值得稱許的。然後此的苛稅，仍是向大多數農民剝削。
據《宋史·食貨志》所載，宋時的賦稅：有田畝之賦和城郭之賦，這是把田和宅地分別徵收的，頗可稱爲合理。又有丁口之賦，則仍是身稅。又有雜變之賦，亦稱爲沿納，是兩稅以外，苛取於民，而後遂變爲常稅的，在理論上就不可容恕了。
但各地方的稅率，本來輕重不一。苛捐雜稅，到整理之時，還能定爲常賦，可見在理論上雖說不過去，在事實上爲害還是不很大的。其自晚唐以來，厲民最甚，直至明立一條鞭之法，爲害才稍除的，則是役法。
力役是徵收人民的勞力的。人民所最缺乏的是錢，次之是物品。至於勞力，則農家本有餘閒，但使用之不失其時，亦不過於苛重，即於私人無害，而於公家有益。所以役法行之得當，亦不失爲一種良好的賦稅（所以現行徵工之法，限定可以徵工的事項，在立法上是對的）。
但是晚唐以後的役法，其厲民卻是最甚的。其原因：由於此時之所以役民者，並非古代的力役之徵，而是庶人在官之事。古代的力役之徵，如築城郭、宮室、修溝渠、道路等，都是人人所能爲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只要應役幾日；自然不慮其苛重了。至於在官的庶人，則可分爲府、史、胥、徒四種，府是看守財物的。史是記事的。胥是才智之稱，所做的，當系較高的雜務。“徒，衆也”，是不須才智，而只要用衆力之時所使用的，大概用以供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