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換是現社會重要的經濟機構，貨幣則是交換所藉之以行的。所以貨幣制度的完善與否，和經濟的發達、安定，都有很大的關係。中國的貨幣制度，是不甚完善的。這是因爲（一）中國的經濟學說，注重於生產消費，而不甚注重於交換，於此部分，缺乏研究。（二）又疆域廣大，各地方習慣不同，而行政的力量甚薄，不能控制之故。
中國古代，最普遍的貨幣，大約是貝。所以凡貨財之類，字都從貝，這是捕漁的民族所用。亦有用皮的，所以國家以皮幣行聘禮、婚禮的納徵，亦用鹿皮，這當是遊獵民族所用。至農耕社會，才普遍使用粟帛。所以《詩經》說“握粟出卜”，又說“抱布貿絲”。珠玉金銀銅等，都系貴族所需要。其中珠玉之價最貴，金銀次之，銅又次之，所以《管子》說：“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國蓄》）古代的銅價，是比較貴的。《史記·貨殖列傳》、《漢書·食貨志》，說當時的糶價，都是每石自20文至80文。當時的衡量，都約當現代五分之一。即當時的五石，等於現在的一石（當時量法用斛，衡法稱石，石與斛的量，大略相等），其價爲100文至400文。
漢宣帝時，谷石五錢，則現在的一石谷，只值25文。如此，零星貿易，如何能用錢？所以孟子問陳相：許行的衣冠械器，從何而來？陳相說：都是以粟易之（《滕文公上篇》）。而漢朝的賢良文學，說當時買肉吃的人，也還是“負粟而往，易肉而歸”（《鹽鐵論·散不足篇》），可見自周至漢，銅錢的使用，並不十分普遍。
觀此，才知道古人所以有許多主張廢除貨幣的。若古代的貨幣使用，其狀況一如今日，則古人即使有這主張，亦必審慎考慮，定有詳密的辦法，然後提出，不能說得太容易了。自周至漢，尚且如此，何況夏殷以前？所以《說文》說：“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漢書·食貨志》說貨幣的狀況：“自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實在最爲確實。
《史記·平準書》說：“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平準書》本非《史記》元文，這數語又附著篇末，其爲後人所竄入，不待言而可明瞭。
《漢書·食貨志》又說：“大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函即俗話錢眼的眼字），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輻，長四丈爲匹。大公退，又行之於齊。”案《史記·貨殖列傳》說：“管子設輕重九府。”《管晏列傳》說：“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則所謂九府圜法，確係齊國的制度。但其事起於何時不可知。說是太公所立，已嫌附會，再說是太公爲周所立，退而行之於齊，就更爲無據了。
古代的開化，東方本早於西方。齊國在東方，經濟最稱發達。較整齊的貨幣制度，似乎就是起於齊國的。《管子·輕重》諸篇，多講貨幣貨物相權之理，可見其時貨幣的運用，已頗靈活。《管子》雖非管仲所著，卻不能不說是齊國的書。《說文》說周而有泉，可見銅錢的鑄造，是起於周朝，而逐漸普遍於各地方的。並非一有銅錢，即各處普遍使用。
古代的銅錢，尚且價格很貴，而非普通所能使用，何況珠玉金銀等呢？這許多東西，何以會與銅錢並稱爲貨幣？這是因爲貨幣之始，乃是用之於遠方，而與貴族交易的。《管子》說：“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通典》引作七八千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國蓄》）又說：“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山權數》。
此等大批的買賣，必須求之於貴族之家。因爲當時，只有貴族，纔會有大量的穀物存儲（如《山權數篇》又言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於此，可悟古代商人，多與貴族交接之理，而珠玉金銀等的使用，亦可無疑義了。
珠玉金銀等，價均太貴，不適宜於普通之用。只有銅，價格稍賤，而用途極廣，是普通人所寶愛，而亦是其所能使用的。銅遂發達而成普通的貨幣，具有鑄造的形式。其價值極貴的，則漸以黃金爲主，而珠玉等都被淘汰。
錢圜函方，一定是取象於貝的。所以錢的鑄造，最初即具有貨幣的作用。其爲國家因民間習用貝，又寶愛銅，而鑄作此物，抑系民間自行製造不可知。觀《漢書》輕重以銖四字，可見齊國的銅錢，輕重亦非一等。限制其輕重必合於銖的整數，正和限制布帛的長闊一樣。則當時的錢，種類似頗覆雜。
觀此，銅錢的鑄造，其初似出於民間，若原出國家，則必自始就較整齊了。此亦可見國家自能發動的事情，實在很少，都不過因社會固有的事物，從而整齊之罷了。到貨幣廣行以後，大量的鑄造，自然是出於國家。因爲非國家，不能有這大量的銅。但這只是事實如此。貨幣不可私鑄之理，在古代，似乎不甚明白的。所以漢文帝還放民私鑄。
《漢書·食貨志》說：“秦並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可見當時的社會，對於珠玉、龜貝、銀錫等，都雜用爲交易的媒介，而國家則於銅錢之外，只認黃金。這不可謂非幣制的一進化。
《食貨志》又說，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高後本紀》：二年，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六年，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按既經鑄造的銅錢，自與生銅不同。但幾種貨幣雜行於市，民必信其重者，而疑其輕者；信其鑄造精良者，而疑其鑄造粗惡者；這是無可如何之事。
古代貨幣，雖有多種並行，然其價格，隨其大小而不齊，則彼此不會互相驅逐。今觀《漢書·食貨志》說：漢行莢錢之後，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漢初雖有戰爭，並未至於白骨蔽野，千里無人煙，物價的昂貴，何得如此？況且物價不應同時並長。同時並長，即非物價之長，而爲幣價之跌，其理甚明。
古一兩重二十四銖。八銖之重，只得半兩錢三分之二；四銖只得三分之一；而其文皆曰半兩，似乎漢初貨幣，不管其實重若干，而強令其名價相等。據此推測，漢初以爲秦錢重難用，似乎是一個藉口。其實是藉發行輕貨，以爲籌款之策的。所以物價因之增長。其時又不知貨幣不可私鑄之理。文帝放民私鑄，看《漢書》所載賈誼的奏疏，其詒害可謂甚烈。
漢武帝即位後，初鑄三銖錢。又鑄赤仄。又將鹿皮造成皮幣。又用銀錫造作白金三等。紛擾者久之。後來乃將各種銅錢取銷，專鑄五銖錢。既禁民私鑄，並不許郡國鑄造，而專令上林三官鑄（謂水衡都尉屬官均官、鍾官、辨銅三令丞），無形中暗合貨幣學理。幣制至此，始獲安定。直至唐初，才另鑄開元通寶錢。自此以前，歷朝所鑄的錢，都以五銖爲文。五銖始終是最得人民信用的錢。
漢自武帝以後，幣制是大略穩定的。其間惟王莽一度改變幣制，爲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金、銀、龜、貝、錢、布爲六名。錢布均用銅，故爲五物。其值凡二十八等），然旋即過去。至後漢光武，仍恢復五銖錢。直至漢末，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然後錢法漸壞。自此經魏、晉、南北朝，政治紊亂，幣制迄未整飭。其中最壞的，如南朝的鵝眼、綖環錢，至於“入水不沈，隨手破壞”。其時的交易，則多用實物做媒介。和外國通商之處，則或兼用金銀。
如《隋書·食貨志》說：樑初，只有京師及三吳、荊、郢、江、襄、樑、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谷帛。交廣全用金銀。又說：陳亡之後，嶺南諸州，多以錢米布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都是。直到唐初，鑄開元通寶錢，幣制纔算復一整理。然不久私鑄即起。
用金屬做貨幣，較之珠玉布帛等，固然有種種優點，但亦有兩種劣點。其（一）是私銷私鑄的無法禁絕。私鑄，舊說以“不愛銅不惜工”敵之。即是使鑄造的成本高昂，私鑄無利可圖。但無嚴切的政令以輔之，則惡貨幣驅逐良貨幣，既爲經濟上不易的原則，不愛銅，不惜工，亦徒使國家增加一筆銷耗而已。至於私銷，則簡直無法可禁。
其（二）爲錢之不足於用。社會經濟，日有進步，交易必隨之而盛。交易既盛，所需的籌碼必多。然銅系天產物，開礦又極勞費，其數不能驟增。此係自然的原因。從人爲方面論，歷代亦從未注意於民間貨幣的足不足，而爲之設法調劑，所以貨幣常感不足於用。南北朝時，雜用實物及外國貨幣，幣制的紊亂，固然是其一因，貨幣數量的缺乏，怕亦未嘗非其一因。
此等現象，至唐代依然如故。玄宗開元二十二年，詔莊宅口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棉等。其餘市買，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並用。違者科罪。便是一個證據。當這時代，紙幣遂應運而生。
紙幣的前身是飛錢。《唐書·食貨志》說：貞元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這固然是匯兌，不是紙幣。然紙幣就因之而產生了。《文獻通考·錢幣考》說：初蜀人以鐵錢重，私爲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人16戶主之。其後富人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寇瑊嘗守蜀，乞禁交子。薛田爲轉運使，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交子務於益州。
《宋史·薛田傳》說：未報，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之。《食貨志》說：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三說互歧，未知孰是。總之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總是事實。一交爲一緡，則爲數較小，人人可以使用。以三年爲一界，則爲時較長，在此期間，即具有貨幣的效用，真可謂之紙幣，而非復匯兌券了。
然雲廢交子則貿易不便，則其初，亦是以搬運困難，而圖藉此以省費的。其用意，實與飛錢相類。所以說紙幣是從匯兌蛻化而出的。
交子務既由官置，交子遂變爲官發的紙幣。神宗熙寧間，因河東苦鐵錢，置務於潞州。後又行之於陝西。徽宗崇寧時，蔡京又推行之於各處。後改名爲錢引。其時惟閩、浙、湖、廣不行。推行的區域，已可謂之頗廣了。此種紙幣，系屬兌換性質。必須可兌現錢，然後能有信用。然當時已有濫發之弊。徽宗時，遂跌至一緡僅值錢數十。幸其推行的範圍雖廣，數量尚不甚多，所以對於社會經濟，不發生甚大的影響。
南宋高宗紹興元年，令榷貨務造關子。二十九年，戶部始造會子。仍以三年爲一界。行至十八界爲止。第十九界，賈似道仍改造關子。南宋的交子，有展限和兩界並行之弊。因之各界價格不等。寧宗嘉定四年，遂令十七十八兩界，更不立限，永遠行使。這很易至於跌價。
然據《宋史·食貨志》：度宗鹹淳四年，以近頒關子，貫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會子，貫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準關子一，同現錢行使。此時宋朝已近滅亡，關子僅打七七折，較諸金朝，成績好得多了。
金朝的行紙幣，始於海陵庶人貞元二年。以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爲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爲小鈔。當時說是銅少的權制。但（一）開礦既非易事；括民間銅器以鑄；禁民間私藏銅器及運銅器出境；都是苛擾的事。鑄錢因此不易積極進行。（二）當時亦設有鑄錢的監，乃多毀舊錢以鑄。新錢雖然鑄出，舊錢又沒有了。（三）既然錢鈔並行，循惡貨幣驅逐良貨幣的法則，人民勢必將現錢收藏，新鑄的錢，轉瞬即行匿跡。因此，銅錢永無足時，紙幣勢必永遠行使。
然使發行得法，則紙幣與銅錢並行，本來無害，而且是有益的。所以《金史·食貨志》說：章宗即位之後，有人要罷鈔法。有司說：“商旅利其致遠，往往以錢買鈔。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這話自是事實。有司又說：“止因有釐革之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釐革之限，令民得常用。”（歲久字文磨滅，許於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便支錢）做《食貨志》的人說：“自此收斂無術，出多入少，民寖輕之。”其實收斂和釐革，系屬兩事。
苟能審察經濟情形，不至濫發，雖無釐革之限何害？若要濫發，即有釐革之限，又何難擴充其每界印造之數，或數界並行呢？所以章宗時的有司，實在並沒有錯。而後來的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卻是該負極大責任的。平時已苦鈔多，宣宗南遷以後，更其印發無限。貞祐二年，據河東宣撫使胥鼎說，遂致每貫僅值一文。
鈔法崩潰至此，業已無法挽救。銅錢則本苦其少，況經紙幣驅逐，一時不能復出。銀乃乘機而興。案金銀用爲交易的媒介，由來已久，讀前文所述可見。自經濟進步以後，銅錢既苦其少，又苦運輸的困難，當這時候，以金銀與銅相輔而行，似極便利。然自金末以前，訖未有人想到這個法子，這是什麼理由呢？原來貨幣是量物價的尺。尺是可有一，不可有二的。既以銅錢爲貨幣，即不容銅錢之外，更有他種貨幣。
（一）廢銅錢而代以金銀，固然無此情理。（二）將金銀亦鑄爲貨幣，與銅錢嚴定比價，這是昔人想不到的。如此，金銀自無可做貨幣的資格了。難者要說：從前的人，便沒有專用銅錢。穀物布帛等，不都曾看做貨幣的代用品麼？這話固然不錯。然在當時，金銀亦何嘗不是貨幣的代用品。不過其爲用，不如穀物布帛的普遍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