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盡滅六國，事在公元前221年，自此至公元189年，董卓行廢立，東方州郡，起兵討卓，海內擾亂分裂，共400年，稱爲中國的盛世。在這一時期之中，中國的歷史，情形是怎樣呢？
“英雄造時勢”，只是一句誇大的話。事實上，英雄之所以成爲英雄，正因其能順著時勢，進行之故。“時勢造英雄”這句話倒是真的，因爲他能決定英雄的趨向。然則在這一個時期之內，時勢的要求，是怎樣呢？
依我們所見到的，可以分爲對內對外兩方面：對內方面，在列國競爭之時，不能注全力於內治；即使注意到，亦只是局部的問題，而不能概括全體，只是一時的應付，而不能策畫永久。統一之後，就不然了。阻礙之力既去，有志於治平的，就可以行其理想。對外方面，當時的人看中國已經是天下的一大部分了。未入版圖的地方，較強悍的部落，慮其爲中國之患，該有一個對策；較弱小的，雖然不足爲患，然亦是平天下的一個遺憾，先知先覺的中國人，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亦有其應盡的責任。所以在當日，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對內建立一個久安長治的規模。（二）對外把力所能及的地方，都收入中國版圖之內，其未能的，則確立起一條防線來。
秦始皇所行的，正順着這種趨勢。
在古代，阻礙平天下最大的力量，自然是列國的紛爭。所以秦併吞六國之後，決計不再行封建，“父兄有天下，而子弟爲匹夫”。郡的設立，本來是軍事上控扼之點，第三章中業經說過。六國新滅，遺民未曾心服，自然有在各地方設立據點的必要。所以秦滅六國，多以其地設郡。至六國盡滅之後，則更合全國的情形，加以調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當時的郡守，就是一個不世襲的大國之君，自亦有防其專擅的必要。所以每郡又都派一個御史去監察他（當時還每郡都設立一個尉，但其權遠在郡守之下，倒是不足重視的）。
要人民不能反抗，第一步辦法，自然是解除其武裝。好在當時，金屬鑄成的兵器爲數有限，正和今日的槍械一般，大略可以收盡的。於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鑄以爲金人和鍾、鐻。秦都咸陽，今陝西咸陽縣。
最根本的，莫過於統一人民的心思了。原來古代社會，內部沒有矛盾，在下者的意見，常和在上者一致，此即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後世階級分化，內部的矛盾多了，有利於這方面的就不利於那方面。自然人民的意見，不能統一。處置之法，最好的，是使其利害相一致；次之則當求各方面的協調，使其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此即今日社會主義和民主政治的原理。但當時的人，不知此理。他們不知道各方面的利害衝突了，所以有不同的見解，誤以爲許多方面，各有其不同的主張，以致人各有心，代表全國公益的在上者的政策不能順利進行。如此，自有統一全國人的心思的必要。
所以在《管子·法禁》，《韓非子·問辨》兩篇中，早有焚書的主張。秦始皇及李斯就把他實行了。把關涉到社會、政治問題的“詩、書、百家語”都燒掉，只留下關係技術作用的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涉及社會、政治問題的，所許學的，只有當代的法令；有權教授的人，即是當時的官吏。若認爲始皇、李斯此舉，不合時代潮流，他們是百口無以自解的，若認爲有背於古，則實在冤枉。他們所想回復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師不分”之舊。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學誠是發揮得十分透徹的（坑儒一舉，乃因有人誹謗始皇而起，意非欲盡滅儒生，並不能與焚書之事並論）。
以上是秦始皇對內的政策。至於對外，則北自陰山以南，南自五嶺以南至海，秦始皇都認爲應當收入版圖。於是使蒙恬北逐匈奴，取河南之地（今之河套）。把戰國時秦、趙、燕三國北邊的長城連接起來，東起現在朝鮮境內（秦長城起自樂浪郡遂城縣，見《漢書·地理志》）。西至現在甘肅的岷縣，成立了一道新防線。南則略取現在廣東、廣西和越南之地，設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大略桂林是今廣西之地，南海是今廣東之地，象郡是今越南之地），取今福建之地，設立了閩中郡。楚國莊蹻所開闢的地方，雖未曾正式收入版圖，亦有一部分曾和秦朝交通，秦於其地置吏。
秦始皇，向來都說他是暴君，把他的好處一筆抹殺了，其實這是冤枉的。看以上所述，他的政治實在是抱有一種偉大的理想的。這亦非他一人所能爲，大約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據以實行的。這隻要看他用李斯爲宰相，言聽計從，焚詩書、廢封建之議，都出於李斯而可知。政治是不能專憑理想，而要顧及實際的情形的，即不論實際的情形能行與否，亦還要顧到行之之手腕。
秦始皇的政策雖好，行之卻似過於急進。北築長城，南收兩越，除當時的征戰外，還要發兵戍守；既然有兵戍守，就得運糧餉去供給；這樣，人民業已不堪賦役的負擔。他還沿著戰國以前的舊習慣，虐民以自奉。造阿房宮，在驪山起墳塋（驪山，在今陝西臨潼縣），都窮極奢侈；還要到處去巡遊。統一雖然是勢所必至，然而人的見解，總是落後的，在當時的人，怕並不認爲合理之舉，甚而至於認爲反常之態。況且不必論理，六國夷滅，總有一班失其地位的人，心上是不服的，滿懷著報仇的憤恨和復舊的希望；加以大多數人民的困於無告而易於煽動，一有機會，就要乘機而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