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妻之原，起於男子的淫侈。生物界的事實，兩性的數目，常大略相等。婚姻而無禁例，或雖有禁例而不嚴密則已，若既限定對於法定的配偶以外，不許發生性的關係，而又有若干人欲多佔異性爲己有，則有多佔的人，即有無偶的人。所以古今中外，有夫婦之制的社會，必皆以一夫一妻爲原則。但亦總有若干例外。
古代貴族，妻以外發生性的關係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妻家帶來的，謂之媵。一種是自己家裡所固有的，謂之妾（後世媵之實消滅，故其名稱亦消滅，但以妾爲配偶以外發生性的關係之人之總稱）。媵之義爲送，即妻家送女的人（並不限於女子，如伊尹爲有莘氏媵臣是），與婿家跟着新郎去迎接新娘的御相同。
媵御的原始，實猶今日結婚時之男女儐相，本無可發生性的關係的理由。後來有特權的男子，不止娶於一家，正妻以外的旁妻，無以名之，亦名之曰媵，媵遂有正妻以外之配偶之義。
古代的婚姻，最致謹於輩行，而此規則，亦爲有特權者所破壞。娶一妻者，不但兼及其娣，而且兼及其姪，於是有諸侯一娶九女之制。取一國則二國往媵，各以侄娣從。一娶九女之制，據《白虎通義·嫁娶篇》說，天子與諸侯同。亦有以爲天子娶十二女的，如《春秋繁露·爵國篇》是。此恐系以天子與諸侯同禮爲不安而改之。
其實在古代，天子諸侯，在實際上，未必有多大的區別。《禮記·昏義》末節說：天子有一後，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案《昏義》爲《儀禮·士昏禮》之傳，傳文皆以釋經，獨《昏義》此節，與經無涉；文亦不類傳體；其說在他處又無所見；而適與王莽立後，備和、嬪、美、御，和人三，嬪人九，美人二十七，御人八十一之制相合（見《漢書·莽傳》）。其爲後人竄入，自無可疑。
《冠義》說：“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五十而後娶，其爲再娶可知。諸侯以一娶九女之故，不得再娶（《公羊》莊公十九年）。大夫若亦有媵，安得再娶？管氏有三歸，孔子譏其不儉（《論語·八佾》：包鹹雲：三歸，娶三姓女），即系譏其僭人君之禮。所以除人君以外，是決無媵的。
至於妾，則爲家中的女子，得與家主相接之義。家族主義發達的時代，門以內的事情，國法本不甚干涉。家主在家庭中的地位，亦無人可以制裁他。家中苟有女奴，家主要破壞她的貞操，自無從加以制裁。所以有妾與否，是個事實問題，在法律上，或者並無制限。
然古代依身分而立別的習慣，是非常之多的，或有制限，亦未可知。後世等級漸平。依身分而立區別的習慣大半消除，娶妾遂成爲男子普遍的權利了。
雖然如此，法律上仍有依身分之貴賤，而定妾之有無多寡的。如《唐書·百官志》：親王有孺人二，媵十；二品媵八；國公及三品媵六；四品媵四；五品媵三；《明律》：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但此等法律，多成具文，而在事實上，則多妻之權利，爲富者所享受。適庶之別，古代頗嚴。
因爲古代等級，本來嚴峻，妻和妾一出於貴族，一出於賤族，其在社會上的身分，本相懸殊之故。後世等級既平，妻妾之身分，本來的相差，不如前代之甚，所以事實上貴賤之相差亦較微。僅在法律上、風俗上，因要維持家庭間的秩序，不得不略存區別而已。
《顏氏家訓》說：“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河北鄙於側室，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這是江左猶沿古代有媵不再娶的舊風，河北就蕩然了。但以妾媵終家事，必本有妾媵而後能然。如其無之，自不能不再娶。再娶自不能視之爲妾。
《唐書·儒學傳》說：“鄭餘慶廟有二妣，疑於祔祭，請於有司。博士韋公肅議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適。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皆適也，兩祔無嫌。”自秦以來有再娶，即因封建破壞，無復一娶九女及三歸等制度之故。韋公肅之議，爲前娶後繼，皆爲適室禮文上的明據。但從禮意上說，同時不能有二嫡的，所以世俗所謂兼祧雙娶，爲法律所不許（大理院解釋，以後娶者爲妾）。
人類的性質，本來是多婚的（男女皆然），雖由社會的勢力加以壓迫，終不能改變其本性。所以壓迫之力一弛，本性隨即呈露。在現社會制度之下，最普遍而易見的，是爲通姦與賣淫。通姦，因其爲秘密之事，無從統計其多少。然就現社會和歷史記載上觀察，實可信其極爲普遍。賣淫亦然。社會學家說：“凡是法律和習慣限制男女之處，即有賣淫之事，隨之出現。”
史家推原賣淫之始，多以爲起於宗教賣淫。王書奴著《中國倡伎史》（生活書店本）。亦力主此說。然原始宗教界中的現象，實未可稱爲賣淫。因爲男女的交際，其初本極自由。後來強橫的男子，雖把一部分女子佔爲己有，然只限於平時。至於衆人集會之時，則仍須回覆其故態。所以各個民族，往往大集會之時，即爲男女混雜之際。
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士女往觀而相謔（《韓詩》說，據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史記·滑稽列傳》載淳于髡說：“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又如前文所引的燕國“嫁娶之夕，男女無別”都是。
宗教上的寺院等，也是大衆集會之地；而且是聖地；其地的習慣，是不易破壞的。《漢書·禮樂志》說：漢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顏師古《注》說：“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案《後漢書·高句驪傳》說：其俗淫。暮夜輒男女羣聚爲倡樂。高句驪是好祠鬼神的，而樂府之立，亦和祭禮有關。然則采詩夜誦，怕不僅因其言辭或秘罷？
男女混雜之事，後世所謂邪教中，亦恆有之，正和邪有何標準？不過古代之俗，漸與後世不合，則被目爲邪而已。然則宗教中初期的，實不可謂之賣淫。不過限制男女交際的自由，往往與私有財產制度伴隨而起。既有私有財產，自有所謂賣買；既有所謂賣買，淫亦自可爲賣買的標的。在此情形之下，本非賣買之事，變爲賣買的多了，亦不僅淫之一端。
賣淫的根源，舊說以爲起於齊之女閭。其事見於《戰國策》的《東周策》。《東周策》載一個辯士的話道：“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則市與女閭，確爲淫樂之地。《商君書·墾令篇》說：“令軍市無有女子”；又說：“輕惰之民，不遊軍市，則農民不淫”；亦市爲淫樂之地之一證。女閭則他處無文。案《太平御覽》引《吳越春秋》說：“勾踐輸有過寡婦于山上，使士之憂思者遊之，以娛其意”，今本無。亦即女閭之類。女閭，蓋後世所謂女戶者所聚居。女戶以女爲戶主，可見其家中是沒有壯男的。《周官》內宰：“凡建國，佐後立市。”；《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嬰說：“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則古代的市，本由女子管理。所以到後來，聚居市中的女子還很多。市和女閭，都不過因其爲女子聚居之所，遂成爲縱淫之地罷了。其初，也未必是賣淫的。
賣淫的又一來源，是爲女樂。女樂是貴族家裡的婢妾，擅長歌舞等事的，令其“執技以事上”。婢妾的貞操，本來是沒有保障的，自不因其爲音樂隊員而有異。封建制度破壞，貴族的特權，爲平民所僭者甚多，自將流佈於民間。《史記·貨殖列傳》說：趙國的女子，“鼓鳴瑟，踄屣（現在的拖鞋，在古時爲舞屣），遊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鄭，衛俗與趙相類。”又說：“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即其事。
倡伎本來是對有技藝的人的稱謂，並非專指女子。所以女子有此等技藝的，還特稱爲女伎。然其實是性的誘惑的成分多，欣賞其技藝的成分少。於是倡伎轉變爲女子賣淫者的稱謂，其字也改從女旁了（即娼妓。男子之有技藝者，不復稱倡伎）。
爲倡伎之女子，本系婢妾之流，故自古即可買賣。《戰園·韓策》說：“韓賣美人，秦買之三千金”其證。後世當娼妓的，也都是經濟上落伍的人，自然始終是可以買賣的了。資本的勢力愈盛，遂並有買得女子，使操淫業以謀利的。古代的女伎，系婢妾所爲，後世政治上還沿襲其遺制，是爲樂戶。系以罪人家屬沒入者爲之。
唐時，其籍屬於太常。其額設的樂員，屬於教坊司。此係國家的女樂隊員，但因其本爲賤族，貞操亦無保障，官員等皆可使之執技薦寢以自娛，是爲官妓。軍營中有時亦有隨營的女子，則謂之營妓。民間女子賣淫的，謂之私娼。在本地的稱土娼，在異鄉的稱流娼。
清世祖順治十六年，停止教坊女樂，改用內監。世宗雍正七年，改教坊司爲和聲署。是時各地方的樂戶，亦皆除籍爲民。於是在法律上除去一種賤族，亦無所謂官妓。但私娼在當時則是無從禁止的。律例雖有“舉貢生員，宿娼者斥革”的條文，亦不過爲管束舉貢生員起見而已，並非禁娼。
古代掠奪婚姻的習慣，仍有存於後世的。趙翼《陔餘叢考》說：“村俗有以婚姻議財不諧，而糾衆劫女成婚者，謂之搶親。《北史·高昂傳》：昂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崔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見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劫婚，皆已經許字者，昂所劫則未字，固不同也。”案《清律》：“凡豪勢之人，強奪良家妻女，奸佔爲妻妾者絞。配與子孫、弟侄、家人者，罪亦如之。”此指無婚姻契約而強搶的。又說：“應爲婚者，雖已納聘財，期未至，而男家強娶者，笞五十。”（指主婚人）“女家悔盟，男家不告官司強搶者，照強娶律減二等。”此即趙氏所謂已經許字之女，照法律亦有罪，但爲習俗所囿，法律多不能實行。
又有男女兩家，因不能負擔結婚時的費用，私相協議，令男家以強搶的形式出之的。則其表面爲武力的，內容實爲經濟的了。搶孀等事，亦自古即有。《潛夫論·斷訟篇》雲：“貞潔寡婦，遭直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聘幣，或貪其財賄，或私其兒子，則迫脅遣送，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絕命喪軀，孤捐童孩者。”又有“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者”。這其中，亦含有武力的經濟的兩種成分。
賣買婚姻，則無其名而有其實。《斷訟篇》又說：“諸女一許數家，雖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奸絕矣。不則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劇縣，乃可以毒其心而絕其後。”《抱朴子·弭訟篇》，述其姑子劉士由之論說：“末世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鬩穢縟，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一倍裨聘（裨即現在賠償的賠字）。其三絕者，再倍裨聘。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者無利重受。”
葛洪又申說自己的意見道：“責裨聘倍，貧者所憚，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裨聘，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嘆乎？”
葛洪之意，要令“女氏受聘，禮無豐約（謂不論聘財多少），皆以即日報版。又使時人署姓名於別版，必十人以上，以備遠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罰罪”。可見漢晉之世賣買婚姻之盛。
後世契約效力較強，此等事無人敢做，但嫁女計較聘禮，娶妻覬覦妝奩，其內容還是一樣的，此非經濟制度改變，無法可以改良了。
後世的婚姻，多全由父母做主，本人概不與聞，甚至有指腹爲婚等惡習（見《南史·韋放傳》。按《清律》，指腹爲婚有禁），這誠然是很壞的。然論者遂以夫婦之道苦，概歸咎於婚姻的不自由，則亦未必其然。人之性，本是多婚的，男女皆然，所以愛情很難持之永久。即使結婚之時，純出兩情愛慕，絕無別種作用攙雜其間，尚難保其永久，何況現在的婚姻，有別種作用攙雜的，且居多數呢？
欲救夫婦道苦之弊，與其審慎於結婚之時，不如寬大於離婚之際，因爲愛情本有變動，結婚時無論如何審慎，也控制不住後來的變化的。習俗所以重視離婚，法律也盡力禁阻，不過是要維持家庭。然家庭制度，實不是怎麼值得維持的東西，參看下章可明。
統觀兩性關係，自氏族時代以後，即已漸失其正常。其理由：因女子在產育上，所負的責任較男子爲多。因而其鬥爭的力量，較男子爲弱。不論在人類憑恃武力相鬥爭，或憑恃財力相鬥爭的時代，女子均漸淪於被保護的地位，失其獨立而附屬於男子。
社會的組織，宜於寬平坦蕩，個個人與總體直接，若多設等級，使這一部分人，隸屬於那一部分人，那不公平的制度就要逐漸發生，積久而其弊愈深了。
近代女權的漸漸伸張，實因工業革命以來，女子漸加入社會的機構，非如昔日蟄居家庭之中，專做輔助男子的事情之故。女子在產育上多盡了責任，男子就該在別一方面多盡些義務，這是公道。乘此機會壓迫女子，多佔權利，是很不正當的。而欲實行公道，則必自剷除等級始。所以有人說：社羣制度是女子之友，家庭制度是女子之敵。然則“女子回到家庭去”的口號，當然只有開倒車的人，纔會去高呼了。
人家都說現在的女學生壞了，不如從前舊式的女子，因其對於家政生疏了，且不耐煩。殊不知這正是現代女子進步之徵兆。因爲對於家政生疏，對於參與社會的工作，卻熟練了。這正是小的、自私的、自利的組織，將逐漸破壞；大的、公平的、博愛的制度，將逐漸形成的徵兆。賢母良妻，只是賢奴良隸。此等教育，亦只好落伍的國家去提倡。我們該教一切男女以天下爲公的志願，廣大無邊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