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達到一定的程度，國家就出現了。在國家出現之前，人類團結的方法，只靠血緣，其時重要的組織，就是氏族，對內的治理，對外的防禦，都靠着它。世運漸進，血緣相異的人，接觸漸多，人類的組織，遂不復以血統相同爲限，聚居一地方的，亦不限於血統相同的人。於是氏族進而爲部落。統治者的資格，非復族長而爲酋長。其統治亦兼論地域，開國家領土的先河了。
從氏族變爲部落，大概經過這樣的情形。在氏族的內部，因職業的分化，家族漸漸興起。氏族的本身，遂至崩潰。各家族非如其在氏族時代絕對平等，而有貧富之分。財富即是權力，氏族平和的情形，遂漸漸破壞，貧者和富者之間，發生了矛盾，不得不用權力統治。其在異氏族之間，則戰鬥甚烈。勝者以敗者爲俘虜，使服勞役，是爲奴隸。其但徵收其貢賦的，則爲農奴。農奴、奴隸和主人之間，自然有更大的矛盾，需要強力鎮壓。因此，益促成征服氏族的本身發生變化。征服氏族的全體，是爲平民。其中掌握事權的若干人，形成貴族。貴族中如有一個最高的首領，即爲君主的前身。其初是貴族與平民相去近，平民和農奴、奴隸相去遠。其後血統相同的作用漸微，掌握政權與否之關係漸大，則平民與農奴、奴隸相去轉近，而其與貴族相去轉遠（參看下章）。但平民總仍略有參政之權，農奴和奴隸則否。政權的決定，在名義上最後屬於一人的，是爲君主政體。屬於較少數人的，是爲貴族政體。屬於較多數人的，是爲民主政體。這種分類之法，是出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雖與今日情形不同，然以論古代的政體，則仍覺其適合。
氏族與部落，在實際上，是不易嚴密區分的。因爲進化到部落時代，其內部，總還保有若干氏族時代的意味。從理論上言，則其團結，由於血統相同（雖實際未必相同，然苟被收容於其團體之內，即亦和血統相同的人，一律看待），而其統治，亦全本於親族關係的，則爲氏族。其不然的，則爲部落。因其兩者雜糅，不易區別，我們亦可借用《遼史》上的名詞，稱之爲部族（見《營衛志》）。
至於古代所謂國家，其意義全和現在不同。古所謂國，是指諸侯的私產言之。包括（一）其住居之所，（二）及其有收益的土地。大夫之所謂家者亦然（古書上所謂國，多指諸侯的都城言。都城的起原，即爲諸侯的住所。諸侯的封域以內，以財產意義言，並非全屬諸侯所私有。其一部分，還是要用以分封的。對於此等地方，諸侯僅能收其貢而不能收其稅賦。其能直接收其稅賦，以爲財產上的收入的，亦限於諸侯的采地。《尚書·大傳》說：“古者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即指此。采地從財產上論，是應該包括於國字之內的。《禮記·禮運》說：“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乃所謂互言以相備。說天子有田，即見得諸侯亦有田；說諸侯有國，即見得天子亦有國；在此等用法之下，田字的意義，亦包括國，國字的意義，亦包括田。乃古人語法如此）。
今之所謂國家，古無此語。必欲求其相近的，則爲“社稷”兩字或“邦”字。社是土神，稷是穀神，是住居於同一地方的人所共同崇奉的。故說社稷淪亡，即有整個團體覆滅之意。邦和封是一語。封之義爲累土。兩個部族交界之處，把土堆高些，以爲標識，則謂之封。引伸起來，任用何種方法，以表示疆界，都可以謂之封（如掘土爲溝，以示疆界，亦可謂之封。故今遼寧省內，有地名溝幫子。幫字即邦字，亦即封字。上海洋涇浜之浜字，亦當作封）。疆界所至之地，即謂之邦。
古邦字和國字，意義本各不同。漢高祖名邦，漢人諱邦字，都改作國。於是國字和邦字的意義混淆了。現在古書中有若干國字，本來是當作邦字的。如《詩經》裡的“日闢國百里”、“日蹙國百里”便是。封域可以時有贏縮，城郭是不能時時改造的（國與域同從或聲，其初當亦系一語，則國亦有界域之意。然久已分化爲兩語了。古書中用國字域字，十之九，意義是不同的）。
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在古書上，亦未嘗無相類的制度。然以大體言之，則君權之在中國，極爲發達。君主的第（一）個資格，是從氏族時代的族長沿襲而來的，所以古書上總說君是民之父母。其（二）則爲政治或軍事上之首領。其（三）則兼爲宗教上之首領。所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等（《禮記·王制》），均有代表其羣下而爲祭司之權，而《書經》上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梁惠王下篇》引），君主又操有最高的教育之權。
君主前身，既然是氏族的族長，所以他的繼承法，亦即是氏族族長的繼承法。在母系社會，則爲兄終弟及，在父系社會，則爲父死子繼。當其爲氏族族長時，無甚權利可爭，而其關係亦小，所以立法並不十分精密。《左氏》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說周朝的繼承法，適庶相同則論年，“年鈞以德，德鈞則卜。”兩個人同年，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月，同日，同時則甚難，何至辨不出長幼來，而要用德、卜等漫無標準的條件？可見舊法並不甚密。
《公羊》隱公元年何《注》說：“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春秋》以殷爲質家，周爲文家），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定得非常嚴密。這是後人因國君的繼承，關係重大而爲之補充的，乃系學說而非事實。
周厲王被逐，宣王未立，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凡14年。主權不屬於一人，和歐洲的貴族政體，最爲相像。按《左氏》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此雖有君，實權皆在二相，和周召的共和，實際也有些相像。但形式上還是有君的。
至於魯昭公出奔，則魯國亦並未立君，季氏對於國政，決不能一人專斷，和共和之治，相像更甚了。可見貴族政體，古代亦有其端倪，不過未曾發達而成爲一種制度。
至於民主政治，則其遺蹟更多了。我們簡直可以說：古代是確有這種制度，而後來才破壞掉的。《周官》有大詢於衆庶之法，鄉大夫“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小司寇“擯以序進而問焉”。其事項：爲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
按《左氏》定公八年，衛侯欲叛晉，朝國人，使王孫賈問焉。哀公元年，吳召陳懷公，懷公亦朝國人而問，此即所謂詢國危；盤庚要遷都於殷，人民不肯，盤庚“命衆悉造於庭”，反覆曉諭。其言，即今《書經》裡的《盤庚篇》。周太王要遷居於岐，“屬其父老而告之”（《孟子·梁惠王下篇》），此即所謂詢國遷；《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周朝的王子朝和敬王爭立，晉侯使士景伯往問。士伯立於乾祭（城門名），而問於介衆（介衆，大衆）。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納衛侯，衛人亦致衆而問。此即所謂詢立君。可見《周官》之言，系根據古代政治上的習慣，並非理想之談。
《書經·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兇。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兇。”此以（一）君主，（二）卿士，（三）庶人，（四）龜，（五）筮，各佔一權，而以其多少數定吉凶，亦必係一種會議之法。並非隨意詢問。
至於隨意詢問之事，如《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梁惠王下篇》），以及《管子》所謂嘖室之議等（見《桓公問篇》），似乎不過是周諮博採，並無必從的義務。
然其初怕亦不然。野蠻部落，內部和同，無甚矛盾，輿論自極忠實。有大事及疑難之事，會議時竟有須全體通過，然後能行，並無所謂多數決的。然則輿論到後來，雖然效力漸薄，竟有如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而然明欲毀鄉校之事（見《左氏》襄公三十年）。然在古初，必能影響行政，使當局者不能不從，又理有可信了。
原始的制度，總是民主的。到後來，各方面的利害衝突既深；政治的性質亦益複雜；才變而由少數人專斷。這是普遍的現象，無足懷疑的。有人說：中國自古就是，國人的政治能力，實在不及西人，固然抹殺史實。有人舉此等民權遺蹟以自豪，也是可以不必的。
以上所述，是各部族內部的情形。至於合全國而觀之，則是時正在部族林立之世。從前的史家，率稱統一以前爲封建時代，此語頗須斟酌。學術上的用語，不該太拘於文字的初詁。封建兩字，原不妨擴而充之，兼包列國並立的事實，不必泥定字面，要有一個封他的人。然列國本來並立，和有一個封他的人，兩者之間，究應立一區別。
我以爲昔人所謂封建時代，應再分爲（一）部族時代，或稱先封建時代；（二）封建時代較妥。所謂封建，應指（甲）懾服異部族，使其表示服從；（乙）打破異部族，改立自己的人爲酋長；（丙）使本部族移殖於外言之。
中國以統一之早聞於世界。然秦始皇的滅六國，事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自此上溯至有史之初，似尚不止此數，若更加以先史時期，則自秦至今的年代，凡乎微末不足道了。所以歷史上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實在是到很晚的時期纔出現的。
從部族時代，進而至於封建時代，是從無關係進到有關係，這是統一的第一步。更進而開拓荒地，互相兼併，這是統一的第二步。這其間的進展，全是文化上的關係。因爲必先（一）國力充實，然後可以征服他國。（二）亦必先開拓疆土，人口漸多，經濟漸有進步，國力方能充實。（三）又必開拓漸廣，各國間壤地相接，然後有劇烈的鬥爭。（四）而交通便利，風俗漸次相同，便於統治等，尤爲統一必要的條件。所以從分立而至於統一，全是一個文化上的進展。向來讀史的人，都只注意於政治方面，實在是掛一漏萬的。
要知道封建各國的漸趨於統一，只要看其封土的擴大，便可知道。今文家說列國的封土，是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70裡，子、男50裡，不滿50裡的爲附庸（《孟子·萬章下篇》、《禮記·王制》）。古文家則說：公方500裡，侯400裡，伯300裡，子200裡，男百里。《周官》大司徒。
這固然是虛擬之辭，不是事實（不論今古文和諸子書，所說的制度，都是著書的人，以爲該怎樣辦所擬的一個草案，並不全是古代的事實），然亦必以當時的情勢爲根據。《穀梁》說：“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而自守也。”（襄公二十九年）這是古代封土，必須有一個制限，而不容任意擴大的原因。
今古文異說，今文所代表的，常爲早一時期的制度，古文所代表的則較晚。秦漢時的縣，大率方百里（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可見方百里實爲古代的一個政治區域，此今文家大國之封所由來。其超過於此的，如《禮記·明堂位》說：“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說：“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大公於齊，兼五侯地。”這都是後來開拓的結果，而說者誤以爲初封時的事實的。
列國既開拓至此，談封建制度的人，自然不能斫而小之，亦不必斫而小之，就有如古文家所說的制度了。以事實言之：今文家所說的大國，在東周時代，已是小國。古文家所說的大國，則爲其時的次等國。至其時的所謂大國，則子產稱其“地方數圻”（圻同畿，即方數千裡，見《左氏》襄公三十五年）。《孟子》說：“海內之國，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梁惠王上篇》）惟晉、楚、齊、秦等足以當之。此等大國，從無受封於人的；即古文家心目中，以爲當封建之國，亦不能如此其大；所以談封建制度的不之及。
此等大國，其實際，實即當時談封建制度者之所謂王。《禮記》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曾子問》）這只是古人的一個希望，事實上並不能如此。事實上，當時的中國，是分爲若干區域，每區域之中，各自有王的。
所以春秋時吳、楚皆稱王，戰國時七國亦皆稱王。公、侯、伯、子、男等，均系美稱。論其實，則在一國之內，有最高主權的，皆稱爲君（《禮記·曲禮》：“九州之伯，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爲一方所歸往的，即爲此一區域中的王。《管子·霸言》說：“強國衆，則合強攻弱以圖霸；強國少，則合小攻大以圖王。”此爲春秋時吳楚等國均稱王，而齊晉等國僅稱霸的原因。
因爲南方草昧初開，聲明文物之國少，肯承認吳楚等國爲王；北方魯、衛、宋、鄭等國，就未必肯承認齊晉爲王了。倒是周朝，雖然弱小，然其稱王，是自古相沿下來的，未必有人定要反對他；而當時較大之國，其初大抵是他所封建，有同姓或親戚的關係，提起他來，還多少有點好感；而在國際的秩序上，亦一時不好否認他；於是齊桓、晉文等，就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舉了。
霸爲伯的假借字。伯的本義爲長。《禮記·王制》說：“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這又是虛擬的制度。然亦有事實做根據的。凡古書所說朝貢、巡守等制度，大抵是邦畿千里之內的規模（或者還更小於此。如《孟子·梁惠王下篇》說天子巡守的制度，是“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這只是後世知縣的勸農）。
後人擴而充之，以爲行之於如《禹貢》等書所說的九州之地，於理就不可通了（春天跑到泰山，夏天跑到衡山，秋天跑到華山，冬天跑到恆山，無論其爲回了京城再出去，或者從東跑到南，從南跑到西，從西跑到北，總之來不及），然其說自有所本。
《公羊》隱公五年說：“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此即二伯之說所由來。分《王制》的九州爲左右，各方一伯，古無此事；就周初的封域，分而爲二，使周公、召公各主其一，則不能謂無此事的。然則所謂八州八伯，恐亦不過就王畿之內，再分爲九，天子自治其一，而再命八個諸侯，各主一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