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官制度破壞後，中國工業的情形，大概是這樣的：根於運輸的情形，尋常日用的器具，往往合若干地方，自成一個供求的區域。各區域之間，製造的方法，和其所用的原料等，不必相同。所以各地方的物品，各有其特色。（一）此等工人，其智識，本來是蹈常習故的。（二）加以交換制度之下，商品的生產，實受銷場的支配，而專司銷售的商人，其見解，往往是陳舊的。因爲舊的東西，銷路若干，略有一定，新的就沒有把握了。因此，商人不歡迎新的東西，工人亦愈無改良的機會。（三）社會上的風氣，也是蹈常習故的人居其多數。所以其進步是比較遲滯的。
至於特別著名的工業品，行銷全國的，亦非沒有。則或因（一）天產的特殊，而製造不能不限於其地。（二）或因運輸的方便，別地方的出品，不能與之競爭。（三）亦或因歷史上技術的流傳，限於一地。如湖筆、徽墨、湘繡等，即其一例。
近代的新式工業，是以機制品爲主的。自非舊式的手工業所能與之競爭。經營新式工業，既須人才，又須資本，中外初通時的工商家，自不足以語此，自非賴官力提倡不可。然官家的提倡，亦殊不得法。同治初年，製造局、造船廠等的設立，全是爲軍事起見，不足以語於實業。光緒以後所辦的開平煤礦、甘肅羊毛廠、湖北鐵廠、紗廠等，亦因辦理不得其法，成效甚少。
外貨既滔滔輸入，外人又欲在通商口岸設廠製造，利用我低廉的勞力，且省去運輸之費。自咸豐戊午、庚申兩約定後，各國次第與我訂約，多提出此項要求。中國始終堅持未許。到光緒甲午和日本戰敗，訂立《馬關條約》，纔不得已而許之。我國工業所受的壓迫，遂更深一層，想掙扎更難了。
然中國的民智，卻於甲午之後漸開，經營的能力，自亦隨之而俱進。近數十年來，新興的工業，亦非少數，惜乎興起之初，未有通盤計劃，而任企業之家，人自爲戰，大多數都偏於沿江沿海。二十六年戰事起後，被破壞的，竟達70%。這亦是一個很大的創傷。然因此而（一）內地的寶藏，獲得開發，交通逐漸便利。（二）全盤的企業，可獲得一整個的計劃，非復枝枝節節而爲之。（三）而政治上對於實業的保障，如關稅壁壘等，亦將於戰後獲得一條出路。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就要看我們怎樣盡力奮鬥了。
商業當興起時，和後來的情形，大不相同。《老子》說：“郅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是古代各部族最初孤立的情形。到後來，文化逐漸進步，這種孤立狀況，也就逐漸打破了。然此時的商人，並非各自將本求利，乃係爲其部族做交易。部族是主人，商人只是夥友，盈虧都由部族擔負，商人只是替公衆服務而已。
此時的生意，是很難做的。（一）我們所要的東西，哪一方面有？哪一方面價格低廉？（二）與人交換的東西，哪一方面要？哪一方面價格高昂？都非如後世的易於知道。（三）而重載往來，道途上且須負擔危險。商人竭其智力，爲公衆服務，實在是很可敬佩的。
而商人的才智，也特別高。如鄭國的弦高，能卻秦師，即其一證（《左氏》僖公三十三年）。此等情形，直到東西周之世，還有留詒。《左氏》昭公十六年，鄭國的子產，對晉國的韓宣子說：“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開國之初，所以要帶著一個商人走，乃是因爲草創之際，必要的物品，難免闕乏，庚財（見第五章）、乞糴，都是不可必得的。
在這時候，就非有商人以濟其窮不可了。衛爲狄滅，文公立國之後，要注意於通商（《左氏》閔公二年），亦同此理。此等商人，真正是消費者和生產者的朋友。然因社會組織的變遷，無形之中，卻逐漸變做他們的敵人而不自知了。因爲交換的日漸繁盛，各部族舊有的經濟組織，遂不復合理，而逐漸的遭遇破壞。舊組織既破壞，而無新組織起而代之。人遂不復能更受社會的保障，其作業，亦非爲社會而作，於是私產製度興起了。
在私產製度之下，各個人的生活，是要自己設法的。然必不能物物皆自爲而後用之。要用他人所生產的東西，只有（一）掠奪和（二）交換兩種方法。掠奪之法，是不可以久的。於是交易大盛。然此時的交易，非復如從前行之於團體與團體之間，而是行之於團體之內的。人人直接交易，未免不便，乃漸次產生居間的人。一方面買進，一方面賣出，遂成爲現在的所謂商業。非交易不能生活，非藉居間的人不能交易，而商業遂隱操社會經濟的機鍵。
在私產製度之下，人人的損益都是要自己打算的。各人儘量尋求自己的利益。而生產者要找消費者、消費者要找生產者極難，商人卻處於可進可退的地位，得以最低價（只要生產者肯忍痛賣）買進，最高價（只要消費者能夠忍痛買）賣出，生產者和消費者，都無如之何。所以在近代工業資本興起以前，商人在社會上，始終是一個優勝的階級。
商業初興之時，只有現在所謂定期貿易。《易經·繫辭傳》說：神農氏“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指示這一事實的。此等定期貿易，大約行之於農隙之時，收成之後。所以《書經·酒誥》說：農功既畢，“肇牽車牛遠服賈”。《禮記·郊特牲》說：“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蠟乃通。”（蜡祭是行於十二月的。因此，舉行定期貿易）。
然不久，經濟愈形進步，交易益見頻繁，就有常年設肆的必要了。此等商肆，大者設於國中。即《考工記》所說“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小者則在野田墟落之間，隨意陳列貨物求售，此即《公羊》何《注》所謂“因井田而爲市”。宣公十五年。《孟子》所謂“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亦即此類，其說已見第八章了。《管子·乘馬篇》說：“聚者有市，無市****乏。”可見商業和人民的關係，已密接而不可分離了。
古代的大商人，國家管理之頗嚴，《管子·揆度篇》說：“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千乘之國，萬乘之國，也是如此。這是規定設市的地點的。
《禮記·王制》列舉許多不粥於市的東西。如（一）圭璧金璋，（二）命服命車，（三）宗廟之器，（四）犧牲，（五）錦文珠玉成器，是所以維持等級制度的。（六）奸色亂正色，（七）衣服飲食，是所以矯正人民的生活軌範的。（八）布帛精粗不中度，幅廣狹不中量，（九）五穀不時，（十）果實未熟，（十一）木不中伐，（十二）禽獸魚鱉不中殺，是所以維持社會的經濟制度，並保障消費人的利益的。
總之，商人的交易，受着干涉的地方很多。《周官》司市以下各官，則是所以維持市面上的秩序的。我們可想見，在封建制度之下，商人並不十分自由。封建政體破壞了，此等規則，雖然不能維持，但市總還有一定的區域。像現在通衢僻巷，到處可以自由設肆的事，是沒有的。北魏胡靈後時，稅入市者人一錢，即其明證。《唐書·百官志》說：“市皆建標築土爲候。凡市日，擊鼓三百以會衆，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而散。”則市之聚集，仍有定期，更無論非市區了。
現在設肆並無定地，交易亦無定時，這種情形，大約是唐中葉以後，逐漸興起的。看宋朝人所著的《東京夢華錄》（孟元老著）、《武林舊事》（周密著）等書可見。到這地步，零售商逐漸增多，商業和人民生活的關係，亦就更形密切了。
商業初興時，所運銷的，還多數是奢侈品，所以專與王公貴人爲緣。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史記·貨殖列傳》）。晁錯說漢朝的商人，“交通王侯，力過吏勢”（《漢書·食貨志》），即由於此。此等商人，看似勢力雄厚，其實和社會的關係，是比較淺的。其廁身民衆之間，做屯積和販賣的工作的，則看似低微，而其和社會的關係，反較密切。因爲這才真正是社會經濟的機鍵。
至於古代的賤視商人，則（一）因封建時代的人，重視掠奪，而賤視平和的生產事業。（二）因當時的商業，多使賤人爲之。如刁間收取桀黠奴，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是（《史記·貨殖列傳》）。此等風氣，以兩漢時代爲最甚。後世社會階級，漸漸平夷，輕視商人，亦就不如此之甚了。抑商則另是一事。輕商是賤視其人，抑商則敵視其業。因爲古人視商業爲末業，以爲不能生利。又因其在社會上是剝削階級，然抑商的政令，在事實上，並不能減削商人的勢力。
國際間的貿易，自古即極興盛。因爲兩國或兩民族，地理不同，生產技術不同，其需要交易，實較同國同族人爲尤甚。試觀《史記·貨殖列傳》所載，凡和異國異族接境之處，商務無不興盛（如天水、隴西、北地、上郡、巴、蜀、上谷至遼東等），便可知道。漢朝尚絕未知西域爲何地，而邛竹杖、蜀布，即已遠至其地，商人的輾轉販運，其能力亦可驚異了。《貨殖傳》又說：番禺爲珠璣、瑇瑁、果、布之湊。這許多，都是後來和外洋互市的商品（布當即緜布），可知海路的商業，發達亦極早。
中國和西域的交通，當分海陸兩路。以陸路論：《漢書·西域傳》載杜欽諫止遣使報送罽賓使者的話，說得西域的路，阻礙危險，不可勝言，而其商人，竟能冒險而來。以海路論，《漢書·地理志》載中國人當時的海外航線，系自廣東的徐聞出發。所經歷的地方，雖難悉考，其終點黃支國，據近人所考證，即系印度的建志補羅（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上編第一章）。其後大秦王安敦，自日南徼外，遣使通中國，爲中歐正式交通之始。
兩晉南北朝之世，中國雖然喪亂，然河西、交、廣，都使用金銀。當時的中國，是並不以金銀爲貨幣的，獨此兩地，金銀獲有貨幣的資格，即由於與外國通商之故。可見當中國喪亂時，中外的貿易，依然維持着。承平之世，特別如唐朝元朝等，疆域擴張，聲威遠播之時，更不必說了。但此時所販運的總帶有奢侈品性質（如香藥寶貨便是，參看第八章），對於普通人民的生活，關係並不深切。到近代產業革命以後，情形就全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