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文字的發明，是人類的一個大進步。（一）有語言，然後人類能有明晰的概念。（二）有語言，然後這一個人的意思，能夠傳達給那一個人。而（甲）不須人人自學。（乙）且可將個人的行爲，化作團體的行爲。單有語言，還嫌其空間太狹，時間太短，於是又有文字，賦語言以形，以擴充其作用。
總之，文字語言，是在空間上和時間上，把人類聯結爲一的。人類是非團結不能進化的，團結的範圍愈廣，進化愈速，所以言語文字，實爲文化進化中極重要的因素。
以語言表示意思，以文字表示語言，這是在語言文字發達到一定階段之後看起來是如此。在語言文字萌芽之始，則並不是如此的。代表意思多靠身勢。其中最重要的是手勢。中國文字中的看字，義爲以手遮目，最能表示身勢語的遺蹟。與語言同表一種意象的，則有圖畫。圖畫簡單化，即成象形文字。圖畫及初期的象形文字，都不是代表語言的。所以象形文字，最初未必有讀音。圖畫更無論了。到後來，事物繁複，身勢不夠表示，語言乃被迫而增加。
語言是可以增加的，（一）圖畫及象形文字，則不能爲無限的增加，且其所能增加之數極爲有限；（二）而凡意思皆用語言表示，業已成爲習慣；於是又改用文字代表語言。文字既改爲代表語言，自可用表示聲音之法造成，而不必專於象形，文字就造的多了。
中國文字的構造，舊有六書之說。即（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形聲，（五）轉註，（六）假借。六者之中，第五種爲文字增加的一例，第六種爲文字減少的一例，只有前四種是造字之法。許慎《說文解字·序》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又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按許氏說倉頡造字，又說倉頡是黃帝之史，這話是錯的。其餘的話，則大概不錯。
字是用文拼成的，所以文在中國文字中，實具有字母的作用（舊說謂之偏旁）。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中，只有象形一種是文，餘三種都是字。象形就是畫成一種東西的形狀，如☉、月、、水（此字須橫看。，《說文》：“象臂脛之形。”按此所畫系人的側面，而又略去其頭未畫。，上系頭，中系兩臂，小孩不能自立，故下肢並而爲一。，《說文》：“象人形。”按此係人的正面形，而亦略畫其頭。只有子字是連頭畫出的。按畫人無不畫其頭之理，畫人而不畫其頭，則已全失圖畫之意矣。於此，可悟象形文字和圖畫的區別）等字是。
（一）天下的東西，不都有形可畫。（二）有形可畫的，其形亦往往相類。畫的詳細了，到足以表示其異點，就圖畫也不能如此其繁。於是不得不略之又略，至於僅足以略示其意而止。儻使不加說明，看了他的形狀，是萬不能知其所指的。即或可以猜測，亦必極其模胡。此爲象形文字與圖畫的異點。象形文字所以能脫離圖畫而獨立者以此。然如此，所造的字，決不能多。
指事舊說是指無形可象的事，如人類的動作等。這話是錯的。指，就是指定其所在。事物兩字，古代通用。指事，就是指示其物之所在。《說文》所舉的例，是上下兩字。衛恆《四體書勢》說“在上爲上，在下爲下”，其語殊不可解。我們看《周官》保氏《疏》說“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才知道《四體書勢》，實有脫文。《說文》中所載古文兩字，乃系省略之形。其原形當如篆文作。一畫的上下系人字，借人在一畫之上，或一畫之下，以表示上下的意思（這一畫，並非一二的一字，只是一個界畫。《說文》中此例甚多）。用此法，所造的字，亦不能多。
會意的會訓合。會意，就是合兩個字的意思，以表示一個字的意思。如《說文》所舉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之類。此法所造的字，還是不能多的。只有形聲字。原則上是用兩個偏旁，一個表示意義，一個表示聲音。凡是一句話，總自有其意義，亦自有其聲音的。如此，造字的人，就不必多費心思，只要就本語的意義，本語的聲音，各找一個偏旁來表示他就夠了。
造的人既容易，看的人也易於瞭解。而且其意義，反較象形、指事、會意爲確實。所以有形聲之法，而“文字之用，遂可以至於無窮”。轉註：《說文》所舉的例，是考老兩字。聲音相近，意義亦相近。其根源本是一句話，後來分化爲兩句的。語言的增加，循此例的很多。文字所以代表語言，自亦當跟着語言的分化而分化。這就是昔人的所謂轉註（夥多兩字，與考老同例）。假借則因語言之用，以聲音爲主。
文字所以代表語言，亦當以聲音爲主。語文合一之世，文字不是靠眼睛看了明白的，還要讀出聲音來。耳朵聽了（等於聽語言），而明白其意義。如此，意義相異之語，只要聲音相同，就可用相同的字形來代表他。於是（一）有些字，根本可以不造。（二）有些字，雖造了，仍廢棄不用，而代以同音的字。此爲文字之所以減少。若無此例，文字將繁至不可勝識了。
六書之說，見於許《序》及《漢書·藝文志》（作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註、假借）、《周官》保氏《注》引鄭司農之說。作象形、會意、轉註、處事、假借、諧聲。昔人誤以爲造字之法，固屬大謬。即以爲保氏教國子之法，亦屬不然。教學童以文字，只有使之識其形，明其音義，可以應用，斷無涉及文字構造之理。以上所舉六書之說，當系漢時研究文字學者之說。其說是至漢世纔有的。《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當與《漢書·藝文志》所說太史以六體試學童的六體是一，乃系字的六種寫法，正和現在字的有行、草、篆、隸一樣（《漢書·藝文志》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註、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作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註、假借、造字之本也”18字，定系後人竄入。惟保氏六書和太史六體是一，所以說亦著其法，若六書與六體是二，這亦字便不可通了）。
以六書說中國文字的構造，其實是粗略的（讀拙撰《字例略說》可明。商務印書館本），然大體亦尚可應用。舊時學者的風氣，本來是崇古的；一般人又誤以六書爲倉頡造字的六法。造字是昔時視爲神聖事業的，更無人敢於置議。其說遂流傳迄今。
《荀子·解蔽篇》說：“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可見倉頡只是一個會寫字的人。然將長於某事的人，誤認作創造其事的人，古人多有此誤（如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篪，《世本·作篇》即雲：暴辛公作篪，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已駁其繆。見《詩·何人斯疏》。因此，生出倉頡造字之說。漢代緯書，皆認倉頡爲古代的帝皇。見拙撰《中國文字變遷考》第二章，商務印書館本）。又有一派，因《易經·繫辭傳》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蒙上“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認爲上古聖人，即是黃帝。司記事者爲史官，因以倉頡爲黃帝之史。其實二者都是無稽的。還有《尚書》僞孔安國《傳序》，以三墳爲三皇之書，五典爲五帝之典，而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就說文字起於伏羲時，那更是無稽之談了。
文字有形、音、義三方面，都是有變遷的。形的變遷，又有改變其字的構造和筆畫形狀之異兩種，但除筆畫形狀之異一種外，其餘都非尋常人所知（字之有古音古義，每爲尋常人所不知。至於字形構造之變，則新形既行，舊形旋廢，人並不知有此字）。所以世俗所謂文字變遷，大概是指筆畫形狀之異。其大別爲篆書、隸書、真書、草書、行書五種。
（一）篆書是古代的文字，流傳到秦漢之世的。其文字，大抵刻在簡牘之上，所以謂之篆書（篆就是刻的意思）。又因其字體的不同，而分爲（甲）古文，（乙）奇字，（丙）大篆，（丁）小篆四種。大篆，又稱爲籀文。《漢書·藝文志》，小學家有《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太史作。”《說文解字·序》：“《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又說：“《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然則大篆和小篆，大同小異。現在《說文》所錄籀文220餘，該就是其相異的。其餘則與小篆同。
小篆是秦以後通行的字。大篆該是周以前通行的字。至於古文，則該是在大篆以前的。即自古流傳的文字，不見於《史籀》15篇中的。奇字即古文的一部分。所不同者，古文能說得出他字形構造之由，奇字則否。所謂古文，不過如此。
《漢書·藝文志》、《景十三王傳》、《楚元王傳》載劉歆《移讓大常博士書》，都說魯共王壞孔子宅，在壁中得到許多古文經傳。其說本屬可疑。因爲（一）秦始皇焚書，事在三十四年。自此至秦亡，止有七年。即下距漢惠帝四年除挾書律，亦只有二十三年。孔壁藏書，規模頗大，度非一二人所爲。不應其事遂無人知，而有待於魯恭王從無意中發現。
（二）假使果有此事，則在漢時實爲一大事。何以僅見於《漢書》中這三處，而他書及《漢書》中這三處以外，絕無人提及其事（凡歷史上較重大之事，總和別的事情有關係的，也總有人提及其事，所以其文很易散見於各處）。此三處：《魯恭王傳》，不將壞孔子宅之事，接敘於其好治宮室之下，而別爲數語，綴於傳末，其爲作傳時所無有（傳成之後，再行加綴於末），顯而易見。《移讓大常博士》，本系劉歆所說的話。《藝文志》也是以劉歆所做的《七略》爲本的。然則這兩篇，根本上還是劉歆一個人的話。所以漢代得古文經一事，極爲可疑。
然自班固以前，還不過說是得古文經；古文經的本子、字句，有些和今文經不同而已，並沒有說古文經的字，爲當時的人所不識。到王充作《論衡》，其《正說篇》，才說魯共王得百篇《尚書》，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尚書僞孔安國傳序》，則稱孔壁中字爲科斗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孔安國據伏生所傳的《尚書》，考論文義（意謂先就伏生所傳各篇，認識其字，然後再用此爲根據，以讀其餘諸篇），才能多通得25篇。這純是以意揣度的野言，古人並無此說。
凡文字，總是大衆合力，於無形中逐漸創造的，亦總是大衆於無形之間，將其逐漸改變的。由一人制定文字，頒諸公衆，令其照用，古無此事。亦不會兩個時代中，有截然的異同，至於不能相識。
（二）篆書是圓筆，隸書是方筆。隸書的初起，因秦時“官獄多事”（《漢志》語。官指普通行政機關，獄指司法機關），“令隸人佐書”（《四體書勢》語），故得此名。徒隸是不會寫字的人，畫在上面就算，所以筆畫形狀，因此變異了。然這種字寫起來，比篆書簡便得多，所以一經通行，遂不能廢。
初寫隸書的人是徒隸，自然畫在上面就算，不求美觀。既經通行，寫的人就不僅徒隸了。又漸求其美觀。於是變成一種有挑法（亦謂之波磔）的隸書。當時的人，謂之八分書。帶有美術性質的字，十之都用他。
（三）其實用的字，不求美觀的，則仍無挑法，謂之章程書。就是我們現在所用的正書。所以八分書是隸書的新派，無挑法的系隸書的舊派。現在的正書，系承接舊派的，所以現在的正書，昔人皆稱爲隸書。
王羲之，從來沒有看見他寫一個八分書，或者八分書以前的隸字，而《晉書》本傳，卻稱其善隸書。
（四）正書，亦作真書，其名系對行草而立。草書的初起，其作用，當同於後來的行書。是供起草之用的。《史記·屈原列傳》說：楚懷王使原造憲令，草藁未上，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所謂草藁，就是現在所謂起草。草藁是隻求自己認得，不給別人看的，其字，自然可以寫得將就些。這是大家都這樣做的，本不能算創造一種字體，自更說不上是誰所創造。
到後來，寫的人，不求其疾速，而務求其美觀。於是草書的字體，和真書相去漸遠。馴致只認得真書的人，不能認得草書。於是草書距實用亦漸遠。然自張芝以前，總還是一個一個字分開的。到張芝出，乃“或以上字之下，爲下字之上”，其字竟至不可認識了。後人稱一個一個字分開的爲章草，張芝所創的爲狂草。
（五）狂草固不可用，即章草亦嫌其去正書稍遠。（甲）學的人，幾乎在正書之外，又要認識若干草字。（乙）偶然將草稿給人家看，不識草字的人，亦將無從看起（事務繁忙之後，給人家看的東西，未必一定能謄真的）。草書至此，乃全不適於實用。然起草之事，是決不能沒有的。於是另有一種字，起而承其乏，此即所謂行書。
行書之名，因“正書如立，行書如行”而起。其寫法亦有兩種：（子）寫正書的人，把他寫得潦草些，是爲真行。（醜）寫草書的人，把他寫得凝重些，是爲行草（見張懷瓘《書議》）。
從實用上說，字是不能沒有真草兩種，而亦不能多於真草兩種的。因爲看要求其清楚，寫要求其捷速；若多於真草兩種，那又是浪費了（孟森說）。中國字現在書寫之所以煩難，是由於都寫真書。所以要都寫正書，則由於草書無一定的體式。草書所以無一定的體式，則因字體的變遷，都因美術而起。美術是求其多變化的，所以字體愈寫愈紛歧。這是因向來講究寫字的人，多數是有閒階級；而但求應用的人，則根本無暇講究寫字之故。這亦是社會狀況所規定。
今後社會進化，使用文字的地方愈多。在實用上，斷不能如昔日僅恃潦草的正書。所以制定草體，實爲當務之急。有人說：草體離正書太遠了，幾乎又要認識一種字，不如用行書。這話，從認字方面論，固有相當的理由。但以書寫而論，則行書較正書簡便得沒有多少。現在人所寫潦草的正書，已與行書相去無幾。
若求書寫的便利，至少該用行草。在正書中，無論筆畫如何繁多的字，在草書裡，很少超過五畫的。現在求書寫的便利，究竟該用行書，還該用草書，實在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至於簡筆字，則是不值得提倡的。這真是徒使字體紛煩，而書寫上仍簡便得有限（書寫的煩難，亦由於筆畫形狀的工整與流走，不盡由於筆畫的多少）。
中國現在古字可考的，仍以《說文》一書爲大宗。此書所載，百分之九十幾，系秦漢時通行的篆書。周以前文字極少。周以前的文字，多存於金石刻中（即昔人刻在金石上的文字），但其物不能全真，而後人的解釋，亦不能保其沒有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