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所謂教育，其意義，頗近乎從前所謂習。習是人處在環境中，於不知不覺之間，受其影響，不得不與之俱化的。所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居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所以古人教學者，必須慎其所習。孟母教子，要三次遷居，古訓多重親師取友，均系此意。
因此，現代所謂教育，要替學者另行佈置出一個環境來。此自非古人所及。古人所謂教，只是效法的意思。教人以當循之道謂之斅；受教於人而效法之，則謂之學；略與現在狹義的教育相當。人的應付環境，不是靠生來的本能，而是靠相傳的文化。所以必須將前人之所知所能，傳給後人。其機關，一爲人類所附屬的團體，即社團或家庭，一爲社會中專司保存智識的部分，即教會。
讀史的人，多說歐洲的教育學術和宗教的關係深，中國的教育學術和宗教的關係淺。這話誠然不錯。但只是後世如此。在古代，中國的教育學術和宗教的關係，也未嘗不密切。這是因爲司高等教育的，必爲社會上保存智識的一部分，此一部分智識，即所謂學術，而古代的學術，總是和宗教有密切關係的緣故。
古代的大學，名爲辟雍，與明堂即系同物（已見第七、第十四兩章）。所以所謂大學，即系王宮的一部分。蔡邕《明堂論》引《易傳》說：“大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大學，天子之所自學也。”（脫北學一句）又引《禮記·保傅篇》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大學，承師而問道。”所指的，都是此種王宮中的大學。
後來文化進步，一切機關，都從王宮中分析出來，於是明堂之外，別有所謂大學。此即《禮記·王制》所說的“大學在郊”。《王制》又說“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按小學亦是從王宮中分化出來的。古代門旁邊的屋子喚做塾。《禮記·學記》說：“古之教者家有塾。”可見貴族之家，子弟是居於門側的。
《周官》教國子的有師氏、保氏。師氏居虎門之左，保氏守王闈。蔡邕說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漢武帝時，公玉帶上《明堂圖》，水環宮垣，上有樓，從西南入。見第十四章。可見古代的明堂，只西南兩面有門，子弟即居於此（子弟居於門側，似由最初使壯者任守衛之故）。後來師氏、保氏之居門闈，小學之在公宮南之左，地位方向，還是從古相沿下來的。
師氏所教的爲三德（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按至德，大概是古代宗教哲學上的訓條，孝德是社會政治上的倫理訓條）、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所教的爲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這是古代貴族所受的小學教育。
至於大學，則《王制》說“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所謂禮樂，自與保氏所教六藝中的禮樂不同，當是宗教中高等的儀式所用。詩即樂的歌辭。書當系教中的古典。古代本沒有明確的歷史，相沿的傳說，都是和宗教夾雜的，印度即系如此。
然則此等學校中，除迷信之外，究竟還有什麼東西沒有呢？有的：（一）爲與宗教相混合的哲學。先秦諸子的哲學、見解，大概都自此而出，看第十七章可明。（二）爲涵養德性之地。梁啓超是不信宗教的。當他到美洲去時，每逢星期日，卻必須到教堂裡去坐坐。意思並不是信他的教，而是看他們禮拜的秩序，聽其音樂，以安定精神。這就是子夏說“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之理（《論語·子張篇》）。仕與事相通，仕就是辦事。辦事有餘力，就到學校中去涵養德性，一面涵養德性，一面仍應努力於當辦之事，正是德育、智育並行不悖之理。管大學的官，據《王制》是大樂正，據《周官》是大司樂。
俞正燮《癸巳類稿》有《君子小人學道是絃歌義》，說古代樂之外無所謂學，尤可見古代大學的性質。古代鄉論秀士，升諸司徒，司徒升之於學，學中的大樂正，再升諸司馬，然後授之以官。又諸侯貢士，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則得與於祭（均見第七章）。
這兩事的根原，是同一的。即人之用舍，皆決之於宗教之府。“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禮記·王制》），這是最不可解的。爲什麼明明是用武之事，會牽涉到學校裡來呢？可見學校的性質，決不是單純的教育機關了。
然則古代所以尊師重道，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禮記·學記》。養老之禮，天子要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禮記·樂記》）。亦非徒以其爲道之所在，齒德俱尊，而因其人本爲教中尊宿之故。凡此，均可見古代的大學和宗教關係的密切。
貴族的小學教育，出於家庭，平民的小學教育，則仍操諸社團之手。《孟子》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庫，學則三代共之。”學指大學言，校、序、庠都是民間的小學。第五章所述：平民住居之地，在其中間立一個校室，十月裡農功完了，公推有年紀的人，在這裡教育未成年的人，就是校的制度。
所以《孟子》說“校者教也”。又說“序者射也，庠者養也”，這是行鄉射和鄉飲酒禮之地。孔子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篇》）又說一看鄉飲酒禮，便知道明貴賤，辨隆殺，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等道理。所以說：“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禮記·鄉飲酒義》）然則庫序都是行禮之地，使人民看了，受其感化的。正和現在開一個運動會，使人看了，知道武勇、剛毅、仁俠、秩序等等的精神，是一樣的用意。行禮必作樂，古人稱禮樂可以化民，其道即由於此。並非是後世的王禮，天子和百官行之於廟堂之上，而百姓不聞不見的。漢朝人所謂庠序，還系如此。與現在所謂學校，偏重智識傳授的，大不相同。
古代平民的教育，是偏重於道德的。所以興學必在生計問題既解決之後。孟子說庠序之制，必與制民之產並言（見《梁惠王·滕文公上篇》）。《王制》亦說：“食節事時，民鹹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生計問題既解決之後，教化問題，卻系屬必要。所以又說：“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滕文公上篇》）。又說：“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記》）
以上是古代社會，把其傳統的所謂做人的道理，傳給後輩的途徑（貴族有貴族立身的方法，平民有平民立身的方法，其方法雖不同，其爲立身之道則一）。至於實際的智識技能，則得之必由於實習。
實習即在辦理其事的機關裡，古稱爲宦。《禮記·典禮》說“宦學事師”，《疏》引熊氏雲：“宦謂學仕官之事。”官就是機關，仕官，就是在機關裡辦事。學仕官之事，就是學習在機關裡所辦的事。這種學習，是即在該機關中行之的，和現在各機關裡的實習生一般。
《史記·秦始皇本紀》：昌平君發卒攻，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呂不韋列傳》：諸客求宦爲嫪毒舍人千餘人。《漢書·惠帝紀》：即位後，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此所謂宦，即系學仕於其家。因爲古代卿大夫及皇太子之家，都系一個機關。嫪毒之家，食客求宦者至千餘人，自然未必有正經的事情可辦，亦未必有正經的事情可以學習。
正式的機關則不然。九流之學，必出於王官者以此（參看第十七章）。子路說：“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論語·先進篇》）。就是主張人只要在機關裡實習，不必再到教會所設的學校裡，或者私家教授，而其宗旨與教會教育相同的地方去學習（《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可見孔子的教育，與古代學校中傳統的教育相近）。並不是說不要學習，就可以辦事。
古代的平民教育，有其優點，亦有其劣點。優點是切於人的生活。劣點則但把傳統的見解，傳授給後生，而不授以較高的智識。如此，平民就只好照着傳統的道理做人，而無從再研究其是非了。
大學中的宗教哲學，雖然高深，卻又去實際大遠。所以必須到東周之世，各機關中的才智之士，將其（一）經驗所得的智識，及（二）大學中相傳的宗教哲學，合而爲一，而學術才能開一新紀元。此時的學術，既非傳統的見解所能限，亦非復學校及機關所能容，乃一變而爲私家之學。求學問的，亦只得拜私人爲師。於是教育之權，亦由官家移於私家，乃有先秦諸子聚徒講學之事。
社會上新舊兩事物衝突，新的大概都是合理的。因爲必舊的搖動了，然後新的會發生，而舊的所以要搖動，即由於其不合理。但此理是不易爲昔人所承認的，於是有秦始皇和李斯的辦法：“士則學習法令闢禁。”“欲學法令，以吏爲師。”這是想恢復到政教合一之舊。所以要恢復政教合一，則因他們認爲“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是天下所以不治；而當時的人，所以要善私學以非上所建立，全是出於朋黨之私，所謂“飾虛言以亂實”（《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這固然不無相當的理由。
然古代社會矛盾不深刻，政治所代表的，就是社會的公意，自然沒有人出來說什麼話。後世社會複雜了，各方面的矛盾，漸漸深刻，政治總只代表得一方面，其（一）反對方面，以及（二）雖非站在反對方面，而意在顧全公益的人，總不免有話說。這正是（一）有心求治者所樂聞，（二）即以手段而論，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亦是秉政者所應希望其宣泄的。而始皇、李斯不知“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篇》）。誤以爲庶人不議，則天下有道；至少庶人不議，天下才可以走上有道的路，這就和時勢相反了。
人的智識，總不免於落後，這也無怪其然。但社會學的公例，是不因人之不知，而加以寬恕的，該失敗的總是要失敗，而秦遂因之傾覆（秦朝的滅亡，固非儒生所爲，然人心之不平，實爲其最大原因之一，而儒生亦是其中的一部分）。
漢朝的設立學校，事在武帝建元五年。此時並未立學校之名，僅爲五經博士置弟子。在內由太常擇補。在外由縣、道、邑的長官，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察其可者，令與所遣上計之吏，同詣京師。這就是公孫弘所說的“因舊官而興焉”（不另設新機關），但因博士弟子，都有出身，所以傳業者寖盛（以上見《史記》《漢書·儒林傳》）。
至後漢，則光武帝下車即營建大學。明、章兩代，屢次駕幸。順帝又增修校舍。至其末年，遊學諸生，遂至3萬餘人，爲至今未曾再有的盛況。案趙翼《陔餘叢考》有一條，說兩漢受學者都詣京師，其實亦不盡然。後漢所立，不過十四博士，而《漢書·儒林傳》說：“大師衆至千餘人。”《漢書·儒林傳》，不能證明其有後人增竄之跡，則此語至少當在東漢初年。可見民間傳業，亦並非不盛。
然漢代國家所設立的大學，較後世爲盛；事實上比較的是學問的重心；則是不誣的。此因（一）當時社會，學問不如後世的廣佈，求學的自有走集學問中心地的必要。（二）則利祿使然，參看第七章自明。前漢時，博士弟子雖有出路，究系平流而進。後漢則黨人劫持選舉，而大學爲私黨聚集，聲氣標榜之地。又此時學術在社會上漸佔重要地位。功臣外戚及官吏等，亦多遣子弟入學。於是紈袴子弟，攙雜其中，不能認真研究，而易與政治接近，就成《後漢書·儒林傳》所說的：“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了。
漢末喪亂，既不能研究學問，而以朋黨劫持選舉的作用亦漸失。魏文帝所立的大學，遂成學生專爲避役而來，博士並無學問可以教授的現狀。詳見《三國·魏志·王肅傳》注引《魏略》。
魏晉以後，學校僅爲粉飾昇平之具。所謂粉飾昇平，並不是學校能積極的替政治上裝飾出什麼東西來，而是消極的，因爲儻使連學校都沒有，未免說不過去。所以苟非喪亂之時，總必有所謂學校。至其制度，則歷代又略有不同。
晉武帝咸寧二年，始立國子學。按今文經說，只有大學。大司樂合國之子弟，是出於《周官》的，是古文經說。兩漢的政治制度，大抵是根據今文學說的。東漢之世，古學漸興，魏晉以後，今文傳授的統緒遂絕，所以此時的政治制度，亦漸採用古文學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