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事務簡單，無甚技術關係，即府史亦是多數人所能做，胥徒更不必論了。但此等事務，是不能朝更暮改的。從事其間的，必須視爲長久的職業，不能再從事於私人的事業，所以必須給之祿以代耕。後世社會進步了，凡事都有技術的關係，築城郭、宮室，修溝渠、道路等事，亦有時非人人所能爲，何況府史胥徒呢（如徒，似乎是最易爲的。然在後世，有追捕盜賊等事，亦非人人所能）？
然晚唐以後，卻漸根據“丁”、“資”，以定戶等而役之。（一）所謂丁資，計算已難平允；（二）而其所以役之之事，又本非其所能爲；（三）而官又不免加以虐使；於是有等職務，至於破產而不能給。人民遂有因此而不敢同居，不敢從事生產，甚至有自殺以免子孫之役的。真可謂之殘酷無倫了。
欲救此弊，莫如分別役的性質。可以役使人民的，依舊籤差。不能役使人民的，則由公家出錢僱人充任。這本不過恢復古代力役之徵，庶人在官，各不相涉的辦法，無甚稀奇，然宋朝主張改革役法的王安石，亦未計及此。王安石所行的法，謂之免役。
按宋代役法，原有籤差僱募之分。僱役之法：（一）者成爲有給職，其人不至因荒廢私計而無以爲生。（二）者有等事情，是有人會做，有人不會做的，不會做的人要賠累，會做的人則未必然。官出資僱募，應募的自然都是會做這事情的人，決不至於受累，所以僱役之法，遠較差役爲良。但當時行之，甚不普遍。安石行免役之法：使向來應役的人，出免役錢；不役的人，出助役錢；官以其錢募人充役。
此法從我們看來，所失者，即在於未曾分別役的性質，將可以籤差之事，仍留爲力役之徵，而一概出錢僱募。使（一）農民本可以勞力代實物或貨幣的，亦概須以實物或貨幣納稅。（二）而公家本可徵收人民勞力的事，亦因力役的習慣亡失，動須出錢僱募。於是有許多事情，尤其是建設事務，因此廢而不舉。這亦是公家的一筆損失。
但就僱役和差役兩法而論，則僱役之法，勝於差役多了。而當時的舊黨，固執成見。元祐時，司馬光爲相，竟廢僱役而仍行差役。此後雖亦差僱並行，總是以差爲主，民受其害者又數百年。
田租、口賦、力役以外的賦稅，昔人總稱爲雜稅。看這名目，便有輕視它、不列爲財政上重要收入的意思。這是前人見解的陳舊，說已見前。然歷代當衰亂之際，此等賦稅，還總是有的。如《隋書·食貨志》說，晉過江後，貨賣奴婢、馬牛、田宅、價值萬錢者，輸錢四百，買者一百，賣者三百，謂之“散估”，此即今日的契稅。
又說：都東方山津，都西石頭津，都有津主，以收穫、炭、魚、薪之稅，十取其一；淮北大市百餘，小市十餘，都置官司收稅；此即商稅中之過稅及住稅。北朝則北齊後主之世，有關、市、邸、店之稅。北周宣帝時，有入市稅。又酒坊、鹽池、鹽井，北周亦皆有禁。到隋文帝時，卻把這些全數豁免，《文獻通考·國用考》盛稱之。
然以現代財政學的眼光評論，則還是陳舊的見解。到唐中葉以後，藩鎮擅土，有許多地方，賦稅不入於中央；而此時稅法又大壞；中央收入減少，乃不得不從雜稅上設法。宋有天下以後，因養兵特多，此等賦稅，不能裁撤，南渡以後，國用更窘，更要加意整頓。於是此等雜稅，遂漸漸的附庸蔚爲大國了。
不論在政治上，社會上，制度的改變，總是由事實逼迫出來的多，在理論指導之下發明的少。這亦是政治家的一種恥辱。
雜稅之中，最重要的是鹽稅。其法，始於唐之第五琦，而備於劉晏。籍民製鹽（免其役），謂之竈戶，亦謂之亭戶。製成之鹽，賣之商人，聽其所之，不復過問。後人稱之爲就場徵稅。
宋朝則有（一）官鬻，（二）通商兩法。而通商之中，又分爲二：（甲）徑售之於商人，（乙）則稱爲入邊、入中。入邊是“入邊芻粟”的略稱，入中則是“入中錢帛”的略稱。其事還和茶法及官賣香藥、寶貨有關係。
茶稅，起於唐德宗時。其初是和漆與竹木並稅的。後曾裁撤，旋又恢復，且屢增其額。其法亦系籍民製造，謂之園戶。園戶製成的茶，由官收買。再行賣給商人。官買茶的錢，是豫給園戶的，謂之“本錢”。在江陵、真州、海州、漢陽軍、無爲軍、蘄州的蘄口，設立六個榷貨務。除淮南十三場所出的茶以外，都送到這六個榷貨務出賣（惟川峽、廣南，聽其自賣，而禁出境）。京城亦有榷貨務，則是隻收錢帛而不給貨的。
宋初，以河東的鹽，供給河北的邊備。其賣鹽之法：是令商人入芻粟於國家指定之處，由該地方的官吏點收，給與收據，估計其價若干，由商人持此據至國家賣鹽之處，照價給之以鹽，是爲入邊芻粟；其六榷貨務出賣的茶，茶是在各榷貨務取，錢帛是在京師榷貨務付出的，是爲入中錢帛，這是所以省運輸之費，把漕運和官賣，合爲一事辦理的，實在是個良法。
至於香藥、寶貨，則是當時對外貿易的進口貨，有半官賣性質的。有時亦以補充入邊入中的不足，謂之三說（此即今兌換之兌字。兌換之兌無義，乃脫換之省寫，脫說古通用）。有時並益以緡錢，謂之四說。以鹽供入邊入中之用，其弊在於虛估。點收的官吏和商人串通了，將其所入之物，高擡價格，官物便變成賤價出賣，公家大受損失了。
有一個時期，曾廢除估價，官以實物賣出，再將所得的錢，輦至出芻粟之處買入（這不啻入邊之法已廢，僅以官賣某物之價，指定供給某處的邊費而已）。但虛估之事，是商人和官吏都有利益的，利之所在，自然政策易於搖動，不久其法復廢。
到蔡京出來，其辦法卻聰明瞭。他對於商人要販賣官鹽的，給之以引。引分爲長短。有若干引，則準做若干鹽的賣買，而這引是要賣錢的。這不是賣鹽，只是出賣販鹽的許可證了。
茶，先已計算官給本錢所得的息，均攤之於園戶，作爲租稅，而許其與商人直接賣買。至此亦行引法，謂之茶引。蔡京是個貪污奸佞的人，然其所立鹽茶之法，是頗爲簡易的，所以其後遂遵行不變。但行之既久，弊竇又生。因爲國家既把鹽賣給大商人，不能不保證其銷路。於是借國家的權力，指定某處地方，爲某處所產之鹽行銷之地，是爲“引地”。其事起於元朝，至清代而其禁極嚴。
鹽的引額，是看銷費量而定的，其引地則看水陸運道而定，兩者都不能無變更，而鹽法未必隨之而變，商人恃有法律保護，高擡鹽價，於是私鹽盛行。因私鹽盛行之故，不得不舉辦緝私，其費用亦極大，鹽遂成爲徵收費極巨的賦稅。
宋朝入邊入中之法，明朝還仿其意而行之。明初，取一部分的鹽，專與商人輸糧於邊的相交易，謂之中鹽。運糧至邊方，國家固然困難，商人也是困難的。計算收買糧食，運至邊方，還不如在邊方開墾之有利，商人遂有自出資本，僱人到邊上開墾的，謂之商屯。當時的開平衛，就是現在的多倫縣一帶，土地墾闢了許多。後來因戶部改令商人交納銀兩，作爲庫儲，商屯才漸次撤廢。
按移民實邊，是一件最難的事。有移殖能力的人，未必有移殖的財力。國家出資移民，又往往不能得有移殖能力的人，空耗財力，毫無成績。商人重利，其經營一定比官吏切實些。國家專賣之物，如能劃出一部分，專和商人出資移民的相交易，一定能獎勵私人出資移民的。國家只須設官管理，規定若干條法律，使資本家不至剝削農民就彀了。這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師其意而行之的。
又明初用茶易西番之馬，含有振興中國馬政，及制馭西番兩種用意。因爲內地無廣大的牧場，亦且天時地利等，養馬都不如西番的適宜，而西番馬少，則不能爲患。其用意，亦是很深遠的。當時成績極佳。後因官吏不良，多與西番私行交易，好馬自私，駑馬入官，而其法才壞。現在各民族都是一家，雖不必再存什麼制馭之意，然藉此以振興邊方的畜牧，亦未嘗不是善策。這又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師其意而變通之的。
酒：歷代有禁時多，徵榷時少。因爲昔人認酒爲糜谷，而其物人人能制，要收稅或官賣，是極難的。歷代收酒稅認真的，莫如宋朝。其事亦起於唐中葉以後。宋時，諸州多置“務”自釀。縣和鎮鄉，則有許民釀而收其稅的。其收稅，多用投標之法，認稅最多的人，許其釀造，謂之“撲買”。承釀有一定年限。不及年限，而虧本停止，謂之“敗闕”。
官吏爲維持稅收起見，往往不許其停業。於是有勒令婚喪之家，買酒若干的；甚有均攤之於民戶的，這變成強迫買酒了，如何可行？但酒稅在北宋，只用爲地方經費，如“酬獎役人”之類（當重難差徭的，以此調劑他）。到南宋，就列爲中央經費了。官吏要維持收入，也是不得不然的。
收酒稅之法，最精明的，是趙開的“隔釀”，亦稱爲“隔槽”。行之於四川，由官闢釀酒的場所，備釀酒的器具，使凡要釀酒的，都自備原料，到這裡來釀。出此範圍之外，便一概是私酒。這是爲便於緝私起見，其立法是較簡易的，不過取民未免太苛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