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肉刑，到底是件殘酷的事，無人敢堅決主張，所以肉刑終未能復。到隋朝制定五刑以後，刑罰的等級多了，自無恢復肉刑的必要，從此以後，也就無人提及了。自漢文帝廢除肉刑至此，共歷750餘年。一種制度的進化，可謂不易了。
隋唐的五刑，是各有等級的。其中死刑分斬、絞兩種。而除前代的梟首、轘裂等。元以異族入主中原，立法粗疏，且偏於暴虐。死刑有斬無絞。又有凌遲處死，以處惡逆。明清兩代均沿之。明代將刑法軍政，併爲一談。
五刑之外，又有所謂充軍。分附近、沿海、邊遠、煙瘴、極邊五等（清分附近、近邊、邊遠、極邊、煙瘴五等）。有終身、永遠兩種。永遠者身死之後，又句攝其子孫；子孫絕者及其親屬（已見上章）。
明制：“二死三流，同爲一減。”太祖爲求人民通曉法律起見，採輯官民過犯條文，頒行天下，謂之《大誥》。囚有《大誥》的，罪得減等。後來不問有無，一概作爲有而減等。於是死刑減至流刑的，無不以《大誥》再減，流刑遂等於不用。而充軍的卻很多。清朝並不藉謫發維持軍籍，然仍沿其制，爲近代立法史上的一個污點。
刑法的改良，起於清末的改訂舊律。其時改笞杖爲罰金，以工作代徒流。後來定《新刑律》，才分主刑爲死刑（用絞，於獄中行之）、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五種。從刑爲沒收，褫奪公權兩種。
審判機關，自古即與行政不分。此即《周官》地官所謂“地治者”。但屬於秋官的官，如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方士（掌都家）等，亦皆以掌獄訟爲職。地官、秋官，本當有行政官與軍法審判之別，讀前文可明，但到後來，這兩者的區別，就漸漸的泯滅了。
歐洲以司法獨立爲恤刑之法，中國則以（一）縮小下級官吏定罪的權限，（二）增加審級，爲恤刑之法。漢代太守便得專殺，然至近代，則府、廳、州、縣，只能決徒以下的罪，流刑必須由按察司親審，死刑要待御筆句決了。行政司法機關既不分，則行政官吏等級的增加，即爲司法上審級的增加。而歷代於固有的地方官吏以外，又多臨時派官清理刑獄。越訴雖有制限，上訴是習慣上得直達皇帝爲止的。即所謂叩閽。
宋代初命轉運使派官提點刑獄，後獨立爲一司，明朝繼之，設按察司，與布政使並立，而監司之官，始有專司刑獄的。然及清代，其上級的督撫，亦都可受理上訴。自此以上，方爲京控（刑部、都察院、提督，均可受理）。臨時派官複審，明代尤多。其後朝審、秋審遂沿爲定製。清代秋審是由督撫會同兩司舉行的。決定後由刑部匯奏。再命三法司（見下）複審，然後御筆句決，死刑乃得執行。
在內的則由六部、大理寺、通政司、都察院會審，謂之初審。此等辦法，固得慎重刑獄之意。然審級太多，則事不易決。又路途遙遠，加以曠日持久，人證物證，不易調齊，或且至於湮沒，審判仍未必公平，而人民反因獄事拖延受累。所以此等恤刑之法，亦是有利有弊的。
司法雖不獨立，然除特設的司法官吏而外，干涉審判之官，亦應以治民之官爲限。如此，（一）系統方不紊亂。（二）亦且各種官吏，對於審判，未必內行，令其干涉，不免無益有損。然歷代既非司法之官，又非治民之官，而參與審判之事者，亦在所不免。如御史，本系監察之官，不當干涉審判。所以彈劾之事，雖有涉及刑獄的，仍略去告訴人的姓名，謂之風聞。
唐代此制始變，且命其參與推訊，至明，遂竟稱爲三法司之一了。而如通政司、翰林院、詹事府、五軍都督等，無不可臨時受命，與於會審之列，更屬莫名其妙。又司法事務，最忌令軍政機關參與。而歷代每將維持治安及偵緝罪犯之責，付之軍政機關。使其獲得人犯之後，仍須交給治民之官，尚不易非理肆虐，而又往往令其自行治理，如漢代的司隸校尉，明代的錦衣衛、東廠等，尤爲流毒無窮。
審判之制，貴於速斷速決，又必熟悉本地方的民情。所以以州縣官專司審判，於事實嫌其不給。而後世的地方官，多非本地人，亦嫌其不悉民情。廉遠堂高，官民隔膜，吏役等遂得乘機舞弊。司法事務的黑暗，至於書不勝書。人民遂以入公門爲戒。官吏無如吏役何，亦只得勸民息訟。
國家對於人民的義務，第一事，便在保障其安全及權利，設官本意，惟此爲急。而官吏竟至勸人民不必訴訟，豈非奇談？古代所謂“地治者”，本皆後世鄉吏之類，漢代嗇夫，還是有聽訟之職的（《漢書·百官公卿表》）。愛延爲外黃鄉嗇夫，民至不知有郡縣（《後漢書》本傳），其權力之大可知。
然治者和被治者既形成兩個階級，治者專以朘削被治者爲生，則訴訟正是朘削的好機會，畀鄉吏以聽訟之權，流弊必至不可究詰。所以至隋世，遂禁止鄉官聽訟。《日知錄·鄉亭之職》一條說：“今代縣門之前，多有榜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朝之舊制。
今人謂不經縣官而上訴司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命有司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辭訟。若戶婚、田宅、鬥毆者，則會裡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則明太祖嘗有意恢復鄉官聽訟之制。
然《注》又引宣德七年陝西按察僉事林時之言，謂“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戶婚、田土、鬥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惡不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則其事不久即廢。
今鄉官聽訟之制，固不可行。然法院亦難遍設。民國十五年，各國所派的司法調查委員（見下），以通計400萬人乃有一第一審法院，爲我國司法狀況缺點之一。中國人每笑西洋人的健訟，說我國人無須警察、司法，亦能相安，足見道德優於西人。其實中國人的不願訴訟，怕也是司法狀況的黑暗逼迫而成的，並非美事。但全靠法院平定曲直，確亦非良好現象。
不須多設法院，而社會上亦能發揚正義，抑強扶弱，不至如今日之豪暴橫行；鄉里平亭，權又操於土豪劣紳之手；是爲最善。那就不得不有望於風俗的改良了。
古代的法律，本來是屬人主義的。中國疆域廣大，所包含的民族極多。強要推行同一的法律，勢必引起糾紛。所以自古即以“不求變俗”爲治（《禮記·曲禮》），統一以後，和外國交通，亦系如此。《唐律》：化外人犯罪，就依其國法治之。必兩化外人相犯，不能偏據一國的法律，才依據中國法律治理。
這種辦法，固然是事實相沿，然決定何者爲罪的，根本上實在是習慣。兩族的習慣相異，其所認爲犯罪之事，即各不相同。“照異族的習慣看起來，雖確有犯罪的行爲，然在其本人，則實無犯罪的意思”，在此情形之下，亦自以按其本族法律治理爲公平。但此項辦法只能適用於往來稀少之時。到近代世界大通，交涉之事，日益繁密，其勢就不能行了。
中國初和外國訂約時，是不甚瞭然於另一新局面的來臨的。一切交涉，都根據於舊見解以爲應付。遂貿然允許了領事裁判權。而司法界情形的黑暗（主要的是司法不獨立，監獄的黑暗，濫施刑訊及拘押等），有以生西人的戒心，而爲其所藉口，亦是無可諱言的（從前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如土耳其，有虐待異教徒的事實，我國則無之。若說因習慣的不同，則應彼此皆有）。中外條約中，首先獲得領事裁判權的是英國。後來各國相繼獲得。其條文彼此互異。然因各國條約均有最惠國條款，可以互相援引，所以實際上並無甚異同。
有領判權之國，英、美、意、挪威、日本，均在我國設立法院。上海的會審公廨，且進而涉及原被告均爲華人的事件。其損害我國的主權，自然無待於言了。然各國亦同蒙其不利（最重要的，如領事不曉法律，各國相互之間，亦須各歸其國的領事審判。一件事情，關涉幾國人的，即須分別向各國起訴。又上訴相距太遠，即在中國設有法院之國亦然，其他更不必論了）。且領事裁判權存在，中國決不能許外國人在內地雜居。外人因此自限制其權利於通商口岸，亦殊不值得。
取消領事裁判權之議，亦起於《辛丑條約》。英，美、日三國商約，均有俟我法律及司法制度改良後，撤消領事裁判權的條文。太平洋會議，我國提出撤消領事裁判權案，與會各國允共同派員，到中國來調查：（一）各國在我國的領事裁判權的現狀，（二）我國的法律，（三）司法制度，（四）司法行政情形，再行決定。十五年，各國派員來華調查，草有報告書，仍主從緩。國民政府和意、丹、葡、西四國，訂立十九年一月一日放棄領事裁判權的條約。比約則訂明另定詳細辦法。儻詳細辦法尚未訂定，而現有領事裁判權之國，過半數放棄，則比國亦放棄。
中國在諸約中，訂定（一）十九年一月一日以前，頒佈民商法；（二）撤消領事裁判權之後，許外人內地雜居；（三）彼此僑民課稅，不得高於他國人，或異於他國人；以爲交換條件。然此約訂定之後，迄今未能實行。惟墨西哥於十八年十一月，自動宣言放棄（德、奧、俄等國，歐戰後即失其領事裁判權）。
撤消領事裁判權，其實是不成問題的，只要我國司法，真能改良，自不怕不能實行。我國的司法改良，在於（一）徹底改良司法界的狀況，（二）且推行之及於全國，此即所謂“司法革命”、“司法普及”。既須經費，又須人才，又須行政上的努力，自非易事。
目前清末年訂定四級三審制（初級、地方、高等三廳及大理院。初審起於初級廳的，上訴終於高等廳，起於地方廳的，終於大理院）至民國二十二年，改爲三級三審（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前此司法多由縣知事兼理，雖訂有種種章程，究竟行政司法，分劃不清二十四年起，司法部已令全國各地，遍設法院。這都是比較合理的。真能推行盡利，我國的司法自可煥然改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