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族在歷史上，是個侵略民族。這是地理條件所決定的。在地理上，（一）瘠土的民族，常向沃土的民族侵略。（二）但又必具有地形平坦，利於集合的條件。所以像天山南路，沙漠綿延，人所居住的，都是星羅棋佈的泉地，像海中的島嶼一般；又或仰雪水灌溉，依天山之麓而建國；以至青海、西藏，山嶺崎嶇，交通太覺不便；則土雖瘠，亦不能成爲侵略民族。
歷史上侵掠的事實，以蒙古高原爲最多，而遼吉二省間的女真，在近代，亦曾兩度成爲侵略民族。這是因爲蒙古高原，地瘠而平，於侵掠的條件，最爲完具。而遼吉兩省，地形亦是比較平坦的；且與繁榮的地方相接近，亦有以引起其侵略之。北族如匈奴突厥等，雖然強悍，初未嘗侵入中國。
五胡雖佔據中國的一部分，然久居塞內，等於中國的亂民，而其制度亦無足觀。只有遼、金、元、清四朝，是以一個異民族的資格，侵入中國的；而其制度，亦和中國較有關係。今略述其事如下。
四朝之中，遼和中國的關係最淺。遼的建國，系合部族及州縣而成。部族是他的本族和所征服的北方的遊牧民族。州縣則取自中國之地。其兵力，亦是以部族爲基本的。部族的離合，及其所居之地，都系由政府指定，不能自由。其人民全體皆隸兵籍。當兵的素質，極爲佳良。《遼史》稱其“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能家給人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部族實爲之爪牙”，可謂不誣了。
但遼立國雖以部族爲基本，而其組織軍隊，亦非全不用漢人。世徒見遼時的五京鄉丁，只保衛本地方，不出戍，以爲遼朝全不用漢人做正式軍隊，其實不然。遼制有所謂宮衛軍者，每帝即位，輒置之。出則扈從，入則居守，葬則因以守陵。計其丁數，凡有40萬8千，出騎兵10萬1千。所謂不待調發州縣部族，而10萬之兵已具。這是遼朝很有力的常備軍。然其置之也，則必“分州縣，析部族”。又太祖征討四方，皇后述律氏居守，亦摘蕃漢精銳30萬爲屬珊軍。可見遼的軍隊中，亦非無漢人了。
此外遼又有所謂大首領部族軍，乃親王大臣的私甲，亦可率之以從徵。國家有事，亦可向其量借。又北方部族，服屬於遼的，謂之屬國，亦得向其量借兵糧。契丹的疆域頗大，兵亦頗多而強，但其組織不堅凝。所以天祚失道，金兵一臨，就土崩瓦解。這不是遼的兵力不足以御金，乃是並沒有從事於抵禦。其立國本無根柢，所以土崩瓦解之後，亦就更無人從事於復國運動。耶律大石雖然有意於恢復，在舊地，亦竟不能自立了。
金朝的情形，與遼又異。遼雖風氣敦樸，然畜牧極盛，其人民並不貧窮的。金則起於瘠土，人民非常困窮。然亦因此而養成其耐勞而好侵掠的性質。《金史》說其“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致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可見其侵掠的動機了。金本系一小部族，其兵全系集合女真諸部族而成。戰時的統帥，即系平時的部長。在平時稱爲孛堇，戰時則稱爲猛安謀克。猛安譯言千夫長，謀克譯言百夫長，這未必真是千夫和百夫，不過依其衆寡，略分等級罷了。
金朝的兵，其初戰鬥力是極強的，但遷入中原之後，亦很速。看《廿二史札記·金用兵先後強弱不同》一條，便可知道。金朝因其部落的寡少，自伐宋以後，即參用漢兵。其初契丹、渤海、漢人等，投降金朝的，亦都授以猛安謀克。
女真的猛安謀克戶，雜居漢地的，亦聽其與契丹、漢人相婚姻，以相固結。熙宗以後，漸想把兵柄收歸本族。於是罷漢人和勃海人猛安謀克的承襲。移刺窩斡亂後，又將契丹戶分散，隸屬於諸猛安謀克。世宗時，將猛安謀克戶移入中原，其人既已到既不能耕，又不能戰，而宣宗南遷，仍倚爲心腹，外不能抗敵，而內斂怨於民。金朝的速亡，實在是其自私本族，有以自召之的。
總而言之：文明程度落後的民族，與文明程度較高的民族遇，是無法免於被同化的。像金朝清朝這種用盡心機，而仍不免於滅亡，還不如像北魏孝文帝一般，自動同化於中國的好。
元朝的兵制，也是以壓制爲政策的。其兵出於本部族的，謂之蒙古軍。出於諸部族的，謂之探馬赤軍。既入中原後，取漢人爲軍，謂之漢軍。其取兵之法，有以戶論的，亦有以丁論的。兵事已定之後，曾經當過兵的人，即定入兵籍，子孫世代爲兵。其貧窮的，將幾戶合併應役。甚貧或無後的人，則落其兵籍，別以民補。此外無他變動。其滅宋所得的兵，謂之新附軍。帶兵的人，“視兵數之多寡，爲爵秩之崇卑”，名爲萬戶、千戶、百戶。皆分上、中、下。初制，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職，死於病者降一等。後來不論大小及身故的原因，一概襲職。所以元朝的軍官，可視爲一個特殊階級。
世祖和二三大臣定計：使宗王分鎮邊徼及襟喉之地。河、洛、山東，是他們所視爲腹心之地，用蒙古軍、探馬赤軍戍守。江南則用漢軍及新附軍，但其列城，亦有用萬戶、千戶、百戶戍守的。元朝的兵籍，漢人是不許閱看的。所以佔據中國近百年，無人知其兵數。觀其屯戍之制，是很有深心的。但到後來，其人亦都入洪爐而俱化。末葉兵起時，宗王和世襲的軍官，並不能護衛他。
元朝以異族入據中國，此等猜防之法，固然無怪其然。明朝以本族人做本族的皇帝，卻亦暗襲其法，那就很爲無謂了。明制：以五千六百人爲衛。一千一百十二人爲千戶所，一百十二人爲百戶所（什伍之長，歷代都即在其什伍之人數內，明朝則在其外。每一百戶所，有總旗二人，小旗十人，所以共爲一百十二人）。
衛設都指揮使，隸屬於五軍都督府。兵的來路有三種：第（一）種從徵，是開國時固有的兵。第（二）種歸附，是敵國兵投降的。第（三）種謫發，則是刑法上罰令當兵的，俗話謂之“充軍”。從徵和歸附，固然是世代爲兵，謫發亦然。身死之後，要調其繼承人，繼承人絕掉，還要調其親族去補充的，謂之“句丁”。這明是以元朝的兵籍法爲本，而加以補充的。
五軍都督府，多用明初勳臣的子孫，也是模仿元朝軍官世襲之制。治天下不可以有私心。有私心，要把一羣人團結爲一黨，互相護衛，以把持天下的權利，其結果，總是要自受其害的。軍官世襲之制，後來到無可挽救，即其一端。
金朝和元朝，都是異族，他們社會進化的程度本淺，離封建之世未遠，猛安謀克和萬戶千戶百戶，要行世襲之制，還無怪其然。明朝則明是本族人，卻亦重視開國功臣的子孫，把他看做特別階級，其私心就不可恕了。
抱封建思想的人，總以爲某一階級的人，其特權和權利，既全靠我做皇帝才能維持，他們一定會擁護我。所以把這一階級的人看得特別親密。殊不知這種特權階級，到後來荒淫無度，知識志氣都沒有了，何謂權利？怕他都不大明白。明白了；明白什麼是自己的權利了；明白自己的權利，如何才得維持了；因其懦弱無用，眼看著他人搶奪他的權利，他亦無如之何。
所謂貴戚世臣，理應與國同休戚的，卻從來沒有這回事，即由於此。武力是不能持久的。持久了，非不可。這其原因，由於戰爭是社會的變態而非其常態。變態是有其原因的，原因消失了，變態亦即隨之而消失。所以從歷史上看來，從沒有一支真正強盛到幾十年的軍隊（因不遇強敵，甚或不遇戰事，未至潰敗決裂，是有的。然這隻算是僥倖。極強大的軍隊，轉瞬化爲無用，這種事實，是舉不勝舉的。以宋武帝的兵力，而到文帝時即一蹶不振，即其一例。又如明末李成樑的兵力，亦是不堪一擊的，僥倖他未與滿洲兵相遇罷了。然而軍事的敗壞，其機實隱伏於成樑之時，這又是其一例。軍隊的，其表現於外的，在精神方面，爲士氣的衰頹；在物質方面，則爲積弊的深痼；雖有良將，亦無從整頓，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世人不知其原理，往往想就軍隊本身設法整頓，其實這是無法可設的。因爲軍隊是社會的一部分，不能不受廣大社會的影響。在社會學上，較低的原理，是要受較高的原理的統馭的）。“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這種思想，亦是以常識論則是，而經不起科學評判的。因爲到有事時，預備著的軍隊，往往無用，而仍要臨時更造。
府兵和衛所，是很相類的制度。府兵到後來，全不能維持其兵額。明朝對於衛所的兵額，是努力維持的，所以其缺額不至如唐朝之甚。然以多數的兵力，對北邊，始終只能維持守勢（現在北邊的長城，十分之九，都是明朝所造）。末年滿洲兵進來，竟爾一敗塗地；則其兵力亦有等於無。此皆特殊的武力不能持久之證。
清朝太祖崛起，以八旗編制其民。太宗之世，蒙古和漢人歸降的，亦都用同一的組織。這亦和金朝人以猛安謀克授渤海漢人一樣。中國平定之後，以八旗兵駐防各處，亦和金朝移猛安謀克戶於中原，及元朝鎮戍之制，用意相同。惟金代的猛安謀克戶，系散居於民間；元朝萬戶分駐各處，和漢人往來，亦無禁限。清朝駐防的旗兵，則系和漢人分城而居的，所以其衝突不如金元之烈。但其人因此與漢人隔絕，和中國的社會，全無關係，到末造，要籌畫旗民生計，就全無辦法了。
清代的漢兵，謂之綠旗，亦稱綠營。中葉以前的用兵，是外徵以八旗爲主，內亂以綠營爲主的。八旗兵在關外時，戰鬥之力頗強。中隊強悍的，亦多隻能取守勢，野戰總是失利時居多（洪承疇松山之戰，是其一例）。然入關後亦頗速。三藩亂時，八旗兵已不足用了。自此至太平天國興起時，內地粗覺平安，對外亦無甚激烈的戰鬥。武功雖盛，實多僥天之倖。所以太平軍一起，就勢如破竹了。
中國近代，歷史上有兩種潮流潛伏着。推波助瀾，今猶未已，非通觀前後，是不能覺悟出這種趨勢來的。這兩種潮流：其（一）是南方勢力的興起。南部數省，向來和大局無甚關係。自明桂王據云貴與清朝相抗；吳三桂舉兵，雖然終於失敗，亦能震盪中原；而西南一隅，始隱然爲重於天下。其後太平軍興，征伐幾遍全國。雖又以失敗終，然自清末革命，至國民政府北伐之成功，始終以西南爲根據。現在的抗戰，還是以此爲民族復興的策源地的。
其（二）是全國皆兵制的恢復。自秦朝統一以後，兵民漸漸分離，至後漢之初，而民兵之制遂廢，至今已近二千年了。康有爲說，中國當承平時代，是沒有兵的。雖亦有稱爲兵的一種人，其實性質全與普通人民無異（見《歐洲十一國遊記》）。此之謂有兵之名，無兵之實。
曠觀歷代，都是當需要用兵時，則產生出一支真正的軍隊來；事過境遷，用兵的需要不存，此種軍隊，亦即凋謝，而只剩些有名無實的軍隊，充作儀仗之用了。此其原理，即由於上文所說的戰爭是社會的變態，原不足怪。但在今日，帝國主義跋扈之秋，非恢復全國皆兵之制，是斷不足以自衛的。更無論扶助其他弱小民族了。這一個轉變，自然是極艱難。但環境既已如此，決不容許我們的不變。
當中國和歐美人初接觸時，全未知道需要改變。所想出來的法子，如引誘他們上岸，而不和他在海面作戰；如以靈活的小船，制他笨重的大船等；全是些閉著眼睛的妄論。到鹹同間，外患更深了。所謂中興將帥，（一）因經驗較多，（二）與歐美人頗有相當的接觸。才知道現在的局面，非復歷史上所有。欲圖適應，非有相當的改革不可。於是有造成一支軍隊以適應時勢的思想。設船政局、製造局，以改良器械；陸軍則改練洋操；亦曾成立過海軍；都是這種思想的表現。
即至清末，要想推行徵兵制。其實所取的辦法，離民兵之制尚遠，還不過是這種思想。民國二十餘年，兵制全未革新，且復演了歷史上武人割據之局。然時代的潮流，奔騰澎湃，終不容我不捲入旋渦。抗戰以來，我們就一步步的，走入舉國皆兵之路了。這兩種文化，現在還在演變的中途，我們很不容易看出其偉大。然在將來，作歷史的人，一定要認此爲劃時代的大轉變，是毫無可疑的。這兩種文化，實在還只是一種。不過因爲這種轉變，強迫着我們，發生一種新組織，以與時代相適應，而時代之所以有此要求，則緣世界交通而起。
在中國，受世界交通影響最早的是南部。和舊文化關係最淺的，亦是南部，受舊文化的影響較淺，正是迎受新文化的一個預備條件。所以近代改革的原動力，全出於南方；南方始終代表着一個開明的勢力（太平天國雖然不成氣候，湘淮軍諸首領，雖然頗有學問，然以新舊論，則太平天國，仍是代表新的，湘淮軍人物，仍是代表舊的。不過新的還未成熟，舊的也還餘力未盡罷了）。千迴百折，似弱而卒底於有成。
幾千年以來，內部比較平安，外部亦無真正大敵。因此，養成中國（一）長期間無兵，只有需要時，才產生真正的軍隊；（二）而這軍隊，在全國人中，只佔一極小部分。在今日，又漸漸的改變，而走上全國皆兵的路了。而亙古未曾開發的資源，今日亦正在開發。以此廣大的資源，供此衆多民族之用，今後世界的戰爭，不更將增加其慘酷的程度麼？不，戰爭只是社會的變態。現在世界上戰爭的慘酷，都是帝國主義造成的，這亦是社會的一個變態，不過較諸既往，情形特別嚴重罷了。
變態是決不能持久的。資本的帝國主義，已在開始崩潰了。我們雖有橫絕一世的武力，大勢所趨，決然要用之於打倒帝國主義之途，斷不會加入帝國主義之內，而成爲破壞世界和平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