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部族之間，互相爭鬥；勝者把敗者作爲俘虜，使之從事於勞役，是爲奴隸；其但收取其賦稅的，則爲農奴；已見上章。古代奴婢之數，似乎並不甚多（見下）。最嚴重的問題，倒在征服者和農奴之間。
國人和野人，這兩個名詞，我們在古書上遇見時，似不覺其間有何嚴重的區別。其實兩者之間，是有徵服和被征服的關係的。不過其時代較早，古書上的遺蹟，不甚顯著，所以我們看起來，不覺得其嚴重罷了。
所謂國人，其初當系征服之族，擇中央山險之地，築城而居。野人則系被征服之族，在四面平夷之地，從事於耕耘。所以（一）古代的都城，都在山險之處。國內行畦田，國外行井田。（二）國人充任正式軍隊，野人則否。參看第八、第九、第十四三章自明。上章所講大詢於衆庶之法，限於鄉大夫之屬。鄉是王城以外之地，鄉人即所謂國人。
厲王的被逐，《國語》說：“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然則參與國政，和起而爲反抗舉動的，都是國人。若野人，則有行仁政之君，即歌功頌德，襁負而歸之；有行****之君，則“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在可能範圍之內逃亡而已。所以一個國家，其初立國的基本，實在是靠國人的（即征服部族的本族）。
國人和野人之間，其初當有一個很嚴的界限；彼此之間，還當有很深的仇恨。後來此等界限，如何消滅？此等仇恨，如何淡忘呢？依我推想，大約因：（一）距離戰爭的年代遠了，舊事漸被遺忘。（二）國人移居於野，野人亦有移居於國的，居地既近，婚姻互通。（三）征服部族是要削被征服的部族以自肥的，在經濟上國人富裕而野人貧窮；又都邑多爲工商及往來之人所聚會，在交通上，國人頻繁而野人閉塞；所以國人的性質較文，野人的性質較質。然到後來，各地方逐漸發達，其性質，亦變而相近了。再到後來，（四）選舉的權利，（五）兵役的義務，亦漸擴充推廣，而及於野人，則國人和野人，在法律上亦無甚區別，其畛域就全化除了。參看第七、第九兩章自明。
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區別，可說全是政治上的原因。至於職業上的區別，則已帶着經濟上的原因了。古代職業的區別，是爲士、農、工、商。
士是戰士的意思，又是政治上任事而未有爵者之稱，可見古代的用人，專在戰士中拔擢。至於工商，則專從事於生業。充當戰士的人，雖不能全不務農，但有種專務耕種的農民，卻是不服兵役的。所以《管子》上有士之鄉和工商之鄉（見《小匡篇》）。《左氏》宣公十二年說，楚國之法，“荊尸而舉（荊尸，該是一種組織軍隊的法令），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有些人誤以爲古代是全國皆兵，實在是錯誤的，參看第九章自明。
士和卿大夫，本來該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爲同是征服之族，服兵役，古代政權和軍權，本是混合不分的。但在古代，不論什麼職業，多是守之以世。所以《管子》又說：“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小匡》）政治上的地位，當然不是例外，世官之制既行，士和大夫之間，自然生出嚴重的區別來，農、工、商更不必說了。
此等階級，如何破壞呢？其在經濟上，要維持此等階級，必須能維持嚴密的職業組織。如欲使農之子恆爲農，則井田制度，必須維持。欲使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則工官和公家對於商業的管理規則，亦必須維持。然到後來，這種制度，都破壞了。農人要種田，你沒有田給他種，豈能不許他從事別種職業？工官制度破壞了，所造之器，不足以給民用，民間有從事製造的人，你豈能禁止他？尤其是經濟進步，交換之事日多，因而有居間買賣的人，又豈能加以禁止？私產製度既興，獲利的機會無限，人之趨利，如水就下，舊制度都成爲新發展的障礙了，古代由社會制定的職業組織，如何能不破壞呢？
在政治上：則因（一）貴族的驕淫矜誇，自趨滅亡，而不得不任用遊士（參看第七章）。（二）又因有土者之間，互相爭奪，敗國亡家之事，史不絕書。一國敗，則與此諸侯有關之人，都夷爲平民。一家亡，則與此大夫有關的人，都失其地位。（三）又古代階級，並未像喀斯德（caste）這樣的嚴峻，彼此不許通婚。譬如《左氏》定公九年，載齊侯攻晉夷儀，有一個戰士，喚做敝無存，他的父親，要替他娶親，他就辭謝，說：“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齊國的兩個世卿之家。可見貴族與平民通婚是容易的。婚姻互通，社會地位的變動，自然也容易了。這都是古代階級所以漸次破壞的原因。
奴隸的起源，由於以異族爲俘虜。《周官》五隸：曰罪隸，曰蠻隸，曰閩隸，曰夷隸，曰貉隸。似乎後四者爲異族，前一者爲罪人。然罪人是後起的。當初本只以異族爲奴隸，後來本族有罪的人，亦將他貶入異族羣內，當他異族看待，纔有以罪人爲奴隸的事。參看第十章自明。
經學中，今文家言，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屏諸四夷，不及以政。”謂不使之當徭役。見《禮記·王制》。古文家言，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周官》秋官掌戮。固然，因刑人多了，不能盡棄而不用，亦因今文所說的制度較早，初期的奴隸，多數是異族，仇恨未忘，所以不敢使用他了。《穀梁》襄公二十九年：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
不但如此，社會學家言：氏族時代的人，不慣和同族爭鬥，鎮壓本部族之職，有時不肯做，寧願讓異族人做的。《周官》蠻、閩、夷、貉四隸，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及野之厲禁正是這個道理。這亦足以證明奴隸的原出於異族。
女子爲奴隸的謂之婢。《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李《注》引韋昭雲：“善人以婢爲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爲妻生子曰臧。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可見奴婢有自相嫁娶，亦有和平民婚配的。所以良賤的界限，實亦不甚嚴峻。但一方面有脫離奴籍的奴隸，一方面又有淪爲奴隸的平民，所以奴婢終不能盡絕。這是關係整個社會制度的了。
奴隸的免除，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法令。《左氏》襄公三十二年，晉國的大夫欒盈造反。欒氏有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有一個奴隸，喚做斐豹的，和執政範宣子說道：“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歡道：你殺掉他，“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斐豹大約是因犯罪而爲奴隸，丹書就是寫他的罪狀的。一種是以財贖。《呂氏春秋·察微篇》說：魯國之法，“魯人有爲臣妾於諸侯者，贖之者取金於府。”這大約是俘虜一類。後世奴隸的免除，也不外乎這兩種方法。
以上是封建時代的事。封建社會的根柢，是“以力相君”。所以在政治上佔優勢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亦佔優勝。
到資本主義時代，就大不然了。《漢書·貨殖列傳》說：“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又說：後來自諸侯大夫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餘”。（谷貨，猶言食貨。谷、食，本意指食物，引伸起來，則包括一切直接供給消費之物。貨和化是一語。把這樣東西，變成那樣，就是交換的行爲。所以貨是指一切商品）於是“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呤粟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隸，猶無慍色”。這幾句話，最可代表從封建時代到資本主義時代的變遷。
封建社會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奪。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奪，則人人的生命財產，俱不可保。這未免太危險。所以社會逐漸進步，武力掠奪之事，總不能不懸爲厲禁。到這時代，有錢的人，拿出錢來，就要看他願否。於是有錢就是有權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於狡猾慳吝的守財奴之前了。這是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根源。
平心而論：資本主義的慘酷，乃是積重以後的事。當其初興之時，較之武力主義，公平多了，溫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歡迎的。資本主義所以能取武力主義而代之，其根源即在於此。然前此社會的規則，都是根據武力優勝主義制定的，不是根據富力優勝主義制定的。
武力優勝主義，固然也是階級的偏私，且較富力優勝主義爲更惡。然而人們，（一）誰肯放棄其階級的偏私？（二）即有少數大公無我的人，亦不免爲偏見所蔽，視其階級之利益，即爲社會全體的利益；以其階級的主張，即爲社會全體的公道；這是無可如何的事。
所以資本主義的新秩序，把封建社會的舊眼光看起來，是很不入眼的；總想盡力打倒他，把舊秩序回覆。商鞅相秦，“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史記》本傳）。就是代表這種見解，想把富與貴不一致的情形，逆挽之，使其回覆到富與貴相一致的時代的。
然而這如何辦得到呢？封建時代，統治者階級的精神，最緊要的有兩種：一是武勇，一是不好利。惟不好利，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惟能武勇，故威武不能屈。這是其所以能高居民上，維持其治者階級的地位的原因。在當時原非幸致。然而這種精神，也不是從天降，從地出；或者如觀念論者所說，在上者教化好，就可以致之的。人總是隨着環境變遷的。假使人而不能隨着環境變遷，則亦不能制馭環境，而爲萬物之靈了。
在封建主義全盛時，統治階級因其靠武力得來的地位的優勝，不但衣食無憂，且其生活，總較被治的人爲優裕，自然可以不言利。講到武勇，則因前此及其當時，他們的生命，是靠體力維持的（取之於自然界者如田獵。取之於人者，則爲戰爭和掠奪），自能養成其不怕死不怕苦痛的精神。到武力掠奪，懸爲厲禁，被治者的生活，反較治者爲優裕；人類維持生活最好的方法，不是靠體力取之於自然界，或奪之於團體之外，而反是靠智力以剝削團體以內的人；則環境大變了。統治階級的精神，如何能不隨之轉變呢？於是滔滔不可挽了。
在當時，中堅階層的人，因其性之所近，分爲兩派：近乎文者則爲儒，近乎武者則爲俠。古書多以儒俠並稱，亦以儒墨並稱，可見墨即是俠。儒和俠，不是孔墨所創造的兩種團體，倒是孔墨就社會上固有的兩種階級加以教化，加以改良的。
在孔墨當日，何嘗不想把這兩個階級振興起來，使之成爲國家社會的中堅？然而滔滔者終於不可挽了。儒者只成爲“貪飲食，惰作務”之徒（見《墨子·非儒篇》），俠者則成爲“盜跖之居民間者”（《史記·遊俠列傳》）。質而言之，儒者都是現在志在衣食，大些則志在富貴的讀書人。俠者則成爲現在上海所謂白相人了。
我們不否認，有少數不是這樣的人，然而少數總只是少數。這其原理，因爲在生物學上，人，大多數總是中庸的，而特別的好，和特別的壞，同爲反常的現象。所以我們贊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數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贊成認現社會的制度爲天經地義，責成人在現制度之下做好人，陳義雖高，終成夢想。
直到漢代，想維持此等階級精神，以爲國家社會的中堅的，還不乏其人。試看賈誼《陳政事疏》所說聖人有金城之義，董仲舒對策說食祿之家不該與民爭利一段，均見《漢書》本傳。便可見其大概。確實，漢朝亦還有此種人。如蓋寬饒，“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兒子步行戍邊，專務舉發在位者的弊竇，又好犯顏直諫，這確是文臣的好模範。又如李廣，終身除射箭外無他嗜好，絕不言利，而於封侯之賞，卻看得很重。
廣爲衛青所陷害而死，他的兒子敢，因此射傷衛青，又給霍去病殺掉，漢武帝都因其爲外戚之故而爲之諱，然李廣的孫兒子陵，仍願爲武帝效忠。他敢以步卒五千，深入匈奴。而且“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見《漢書·司馬遷傳》遷報任安書），這真是一個武士的好模範。還有那奮不顧身，立功絕域的傅介子、常惠、陳湯、班超等，亦都是這一種人。然而滔滔者終於不可挽了。
在漢代，此等人已如鳳毛麟角，魏晉以後，遂絕跡不可復見。豈無好人？然更不以封建時代忠臣和武士的性質出現了。過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可復燃。後人談起這種封建時代的精神來，總覺得不勝惋惜。
然而無足惜也。這實在不是什麼好東西。當時文臣的見解，已不免於偏狹。武人則更其要不得。譬如李廣，因閒居之時，灞陵尉得罪了他（如灞陵尉之意，真在於奉公守法，而不是有意與他爲難，還不能算得罪他，而且是個好尉），到再起時，就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這算什麼行爲？他做隴西太守時，詐殺降羌800餘人，豈非武士的恥辱？至於一班出使外國之徒，利於所帶的物品，可以乾沒；還好帶私貨推銷；因此爭求奉使。到出使之後，又有許多粗魯的行爲，訛詐的舉動，以致爲國生事，引起兵端（見《史記·大宛列傳》），這真是所謂浪人，真是要不得的東西。中國幸而這種人少，要是多，所引起的外患，怕還不止五胡之亂。
封建時代的精神過去了。社會階級，遂全依貧富而分。當時所謂富者，是（一）大地主，（二）大工商家，詳見下章。晁錯《貴粟疏》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俗之所貴，主之所賤；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可見法律全然退處於無權了。
因資本的跋扈，奴婢之數，遂大爲增加。中國古代，雖有奴婢，似乎並不靠他做生產的主力。因爲這時候，土地尚未私有，舊有的土地，都屬於農民。君大夫有封地的，至多隻能苛取其租稅，強徵其勞力（即役）。至於奪農民的土地爲己有，而使奴隸從事於耕種，那是不會有這件事的（因爲如此，於經濟只有不利。所以雖有淫暴之君，亦只會棄田以爲苑囿。到暴力一過去，苑囿就又變做田了）。大規模的墾荒，或使奴隸從事於別種生產事業，那時候也不會有。
其時的奴隸，只是在家庭中，以給使令，或從事於消費品的製造（如使女奴舂米，釀酒等），爲經濟的力量所限，其勢自不能甚多。到資本主義興起後就不然了。（一）土地既已私有，向來的農奴，都隨着土地，變成地主的奴隸。王莽行王田之制，稱奴隸爲“私屬”，和田地都不得賣買。若非向來可以賣買，何必有此法令呢？這該是秦漢之世，奴婢增多的一大原因（所以奴婢是由俘虜、罪人兩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少，由經濟上的原因造成的多）。（二）農奴既變爲奴隸，從事於大規模的墾荒的，自然可以購買奴隸，使其從事耕作。（三）還可以使之從事於別種事業。如《史記·貨殖列傳》說：“刁閒收取桀黠奴，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所以又說童手指千，比千乘之家。如此，奴婢越多越富，其數就無制限了。
此時的奴婢，大抵是因貧窮而鬻賣的。因貧窮而賣身，自古久有其事。所以《孟子·萬章上篇》，就有人說：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之家。然在古代，此等要不能甚多。至漢代，則賈誼說當時之民，歲惡不入，就要“請爵賣子”，成爲經常的現象了。此等奴婢，徒以貧窮之故而賣身，和古代出於俘虜或犯罪的，大不相同，國家理應制止及救濟。
然當時的國家，非但不能如此，反亦因之以爲利。如漢武帝，令民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的增秩。其時行算緡之法，遣使就郡國治隱匿不報的人的罪，沒收其奴婢甚多，都把他分配到各苑和各機關，使之從事於生產事業（見《史記·平準書》）。像漢武帝這種舉動，固然是少有的，然使奴婢從事於生產事業者，必不限於漢武帝之世，則可推想而知，奴隸遂成爲此時官私生產的要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