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銀之用，爲什麼不如谷帛的普遍，須知價格的根源，生於價值，金銀在現今，所以爲大衆所歡迎，是因其爲交換之媒介，既廣且久，大家對它，都有一種信心，拿出去，就什麼東西可以換到。尤其是現今世界各國，雖然都已用紙，而仍多用金銀爲準備。金銀換到貨幣最爲容易，且有定價，自然爲人所歡迎。這是貨幣制度替金銀造出的價值，並不是金銀本身自有價值。假使現在的貨幣，都不用金銀做準備，人家看了金銀，也不當他直接或間接的貨幣，而只當他貨物。真要使用他的人，才覺得它有價值。如此，金銀的價值必縮小；要他的人亦必減少；金銀的用途，就將大狹了。
如此，便可知道自金末以前，爲什麼中國人想不到用金銀做貨幣。因爲價格生於價值，其物必先有人要，然後可做交易的媒介，而金銀之爲物，在從前是很少有人要的。因爲其爲物，對於多數人是無價值。金銀本身之用，不過制器具，供玩好，兩者都非通常人所急。
到金朝末年，經濟的情形，又和前此不同了。前此貨幣紊亂之時，系以惡的硬幣，驅逐良的硬幣。此時則系以紙幣驅逐硬幣。漢時錢價甚昂，零星交易，並不用錢，已如前述。其後經濟進步，交易漸繁，貨幣之數，勢必隨公鑄私造而加多。
貨幣之數既多，其價格必日跌。於是零星貿易，漸用貨幣。大宗支付，轉用布帛。銅錢爲紙幣驅逐以盡，而紙幣起碼是一百文，則零星貿易，無物可用了。勢不能再回到古代的以粟易之，而布帛又不可尺寸分裂，乃不得已而用銀。所以銀之起，乃是所以代銅錢供零星貿易之用的，並非嫌銅錢質重值輕，用之以圖儲藏和運輸之便。所以到清朝，因鑄錢的勞費，上諭屢次勸人民兼用銀兩，人民總不肯聽。
這個無怪其然。因爲他們心目之中，只認銅錢爲貨幣。儲藏了銀兩，銀兩對銅錢漲價，固然好了，對銅錢跌價，他們是要認爲損失的。他們不願做這投機事業。
到清末，要以銀爲主幣，銅爲輔幣，這個觀念，和普通一般人說明，還是很難的。因爲他們從不瞭解有兩種東西可以同時並認爲貨幣。你對他說：以銀爲主幣，銅爲輔幣，這個銅幣，就不該把它看做銅，也不該把它看做銅幣，而該看作銀圓的幾分之幾，他們亦很難了解。
這似乎是他們的愚笨，其實他們的意見是對的。因爲既不看做銅，又不看做銅幣，那末，爲什麼不找一種本無價值的東西，來做銀圓的代表，而要找銅幣呢？銅的本身是有價值的，因而是有價格的，維持主輔幣的比價，雖屬可能，究竟費力。何不用一張紙，寫明銅錢若干文，派他去充個代表，來得直捷痛快呢？他們的意見是對的。他們而且已經實行了。那便是飛錢交子等物。
這一種事情，如能順利發達，可使中國貨幣的進化，早了一千年。因爲少數的交易用銅錢，多數的授受，嫌錢笨重的，則以紙做錢的代表，如此，怎樣的巨數，亦可以變爲輕齎，而伸縮又極自由，較之用金銀，實在合理得許多。而惜乎國家攫取其發行之權，以濟財政之急，把這自然而合理的進化拗轉了。
於此，又可知道紙幣之敝。黃金爲什麼不起而代之，而必代之以銀。從前的人，都說古代的黃金是多的，後世卻少了，而歸咎於佛事的消耗（顧炎武《日知錄》，趙翼《廿二史札記》，《陔餘叢考》，都如此說），其實不然。
王莽敗亡時，省中黃金萬斤爲一匱者，尚有60匱。其數爲60萬斤。古權量當今五之一，則得今12萬斤，即192萬兩。中國人數，號稱4萬萬。女子當得半數，通常有金飾的，以女子爲多。假使女子百人之中，有一人有金飾，其數尚不及一兩。
現在民間存金之數，何止如此？《齊書·東昏侯紀》，謂其“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這幾句話，很可說明歷史記載，古代金多，後世金少的原因。
古代人民生活程度低，又封建之世，服食器用，皆有等差。平民不能僭越。珠玉金銀等，民間收藏必極少。這個不但金銀如此，怕銅亦是如此。秦始皇的銷兵，人人笑其愚笨。然漢世盜起，必劫庫兵。後漢時羌人反叛，因歸服久了，無復兵器，多執銅鏡以象兵。可見當時民間兵器實不多。不但兵器不多，即銅亦不甚多。所以賈誼整理幣制之策，是“收銅勿令布”。若銅器普遍於民間，亦和後世一樣，用什麼法子收之勿令布呢？銅尚且如此，何況金銀？所以古代所謂金多，並非金真多於後世，乃是以聚而見其多。
後世人民生活程度漸高；服食器用，等差漸破；以朝廷所聚之數，散之廣大的民間，就自然不覺其多了。讀史的人，恆不免爲有明文的記載所蔽，而忽略於無字句處。我之此說，一定有人不信。因爲古書明明記載漢時黃金的賞賜，動輒數十斤數百斤，甚且有至數千斤的，如何能不說古代的黃金，多於後世呢？但是我有一個證據，可以折服他。
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錢千，則金價五倍於銀。《日知錄》述明洪武初，金一兩等於銀五兩，則金銀的比價，漢末與明初相同。我們既不見古書上有大量用銀的記載，亦不聞佛法輸入以後，銀有大量的消耗，然則古書所載黃金大量使用之事，後世不見，並非黃金真少，只是以散而見其少，其事瞭然可見了。
大概金銀的比價，在前代，很少超過十倍的。然則在金朝末年，社會上白銀固多，黃金亦不甚少。假使用銀之故，是嫌銅幣的笨重，而要代之以質小值巨之物，未嘗不可舍銀而取金，至少可以金銀並用。然當時絕不如此。這明明由於銀之起，乃所以代銅錢，而非以與銅錢相權，所以於金銀兩者之中，寧取其價之較低者。
於此，可見以金銀銅三品，或金銀二品，或銀銅二品爲貨幣，並非事勢之自然。自然之勢，是銅錢嫌重，即走向紙幣一條路的。
金銀兩物，舊時亦皆鑄有定形。《清文獻通考》說：“古者金銀皆有定式，必鑄成幣而後用之。顏師古注《漢書》，謂舊金雖以斤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猶今時吉字金錠之類。武帝欲表祥瑞，故改鑄爲麟趾褭蹄之形，以易舊制。然則麟趾褭蹄，即當時金幣式也。漢之自選與銀貨，亦即銀幣之式。《舊唐書》載內庫出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是唐時銀亦皆系鑄成。”按金屬貨幣之必須鑄造，一以保證其成色，一亦所以省秤量之煩。
古代金銀雖有定形，然用之必仍以斤兩計，似乎其分量的重輕，並無一定。而其分量大抵較重，尤不適於零星貿易之用。《金史·食貨志》說：“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每錠百貫，其不能代銅錢可知。
章宗承安二年，因鈔法既敝，乃思乞靈於銀。改鑄銀，名承安寶貨。自一兩至十兩，分爲五等。每兩折鈔二貫。公私同見錢行使。亦用以代鈔本。後因私鑄者多，雜以銅錫，寖不能行。五年，遂罷之。
宣宗時，造貞祐寶券及興定寶泉，亦皆與銀相權。然民間但以銀論價。於是限銀一兩，不得超過寶泉三百貫（案寶泉法價，每二貫等於銀一兩）。物價在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爲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此令既下，“商旅不行，市肆晝閉”。乃復取銷。至哀宗正大間，民間遂全以銀市易。《日知錄》說：“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其時正值無錢可用的時候，其非用以與錢相權，而系以之代錢，顯然可見了。
元明兩朝，當開國之初，都曾躊躇於用錢用鈔之間。因銅的缺乏，卒仍舍錢而用鈔。元初有行用鈔，其制無可考。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是年十月，又造中統寶鈔。分十、二十、三十、五十、一百、二百、五百、一貫、二貫（此據《食貨志》。《王文統傳》雲：中統鈔自十文至二貫凡十等。疑《食貨志》奪三百一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
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分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五等。每兩同白銀一兩，未曾發行。至元十二年，添造釐鈔。分一文、二文、三文三等。十五年，以不便於民罷。二十四年，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每一貫當中統鈔五貫，二貫等於銀一兩，二十貫等於金一兩。武宗至大二年，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共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
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罷至大銀鈔，其中統至元二鈔，則終元世常行。按元朝每改鈔一次，輒準舊鈔五倍，可見當其改鈔之時，即系鈔價跌至五分之一之時。貨幣跌價，自不免影響於民生。所以“實鈔法”實在是當時的一個大問題。
元初以絲爲鈔本，絲價漲差太大，用作鈔本，是不適宜的。求其價格變動較少的，自然還是金屬。金屬中的金銀，都不適於零星貿易之用。釐鈔及十文五文之鈔，行用亦實不適宜。所以與其以金銀爲鈔本，實不如以銅錢爲鈔本。
元朝到順帝至正年間，丞相脫脫纔有此議。下詔：以中統鈔一貫，權銅錢一千，準至元鈔二貫。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這實在是一個賢明的辦法。然因海內大亂，軍儲賞犒，每日印造，不可數計。遂至“交料散滿人間”，“人視之若敝楮”了。
明初，曾設局鑄錢。至洪武七年，卒因銅之不給，罷鑄錢局而行鈔。大明寶鈔，以千文準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後因鈔價下落，屢次鬻官物，或稅收限定必納寶鈔以收鈔。然終於不能維持。至宣宗宣德三年，遂停止造鈔。其時增設新稅，或加重舊稅的稅額，專收鈔而焚之。鈔法既平之後，有些新稅取銷，稅額復舊，有的就相沿下去了。鈔關即是其中之一。自此租稅漸次普遍收銀，銀兩真成爲通用的貨幣了。
主幣可以用紙，輔幣則必須用金屬。因其授受繁，紙易敝壞，殊不經濟。所以以銅錢與紙幣並行，實最合於理想。元明兩朝，當行鈔之時，並不鑄錢。明朝到後來，鑄錢頗多，卻又並不行鈔了，清朝亦然。
順康雍乾四朝，頗能實行昔人不愛銅不惜工之論。案分釐在古代，本系度名而非衡名。衡法以十黍爲累，十累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因其非十進，不便計算，唐朝鑄開元通寶錢，乃以一兩的十分之一，即二銖四累，爲其一個的重量。宋太宗淳化二年，乃改衡法。名一兩的十分之一爲一錢，一錢的十分之一爲一分，一分的十分之一爲一釐。
錢即系以一個銅錢之重爲名。分釐之名，則系借諸度法的。依照歷朝的成法，一個銅錢，本來只要重一錢。順、康、雍、乾四朝所鑄，其重量卻都超過一錢以上，鑄造亦頗精工。可謂有意於整頓幣制了。惜乎於貨幣的原理未明，所以仍無成效可見。
怎樣說清朝的貨幣政策，不合貨幣原理呢？按（一）貨幣最宜舉國一律。這不是像郵票一般，過了若干時間，就不復存在的。所以郵票可以花樣翻新，貨幣則不宜然。此理在唐朝以前，本來明白。所以漢朝的五銖錢，最得人民信用，自隋以前，所鑄的銅錢，即多稱五銖。唐初改鑄開元通寶，大約是因當時錢法大壞，想與民更始的，揣度當時的意思，或者想以開元爲全國唯一通行的錢。所以後世所鑄的錢，仍系開元通寶（高宗的乾封泉寶、肅宗的乾元重寶、重輪乾元等，雖都冠之以年號，然皆非小平錢，當時不認爲正式的貨幣）。不過其統一的目的，未能達到罷了。宋以後才昧於此理，把歷朝帝皇的年號，鑄在銅錢之上。於是換一個皇帝，就可以有一種錢文（年號時有改變，則還可以不止一種）。貨幣形式的不統一，不是事實使然，竟是立法如此了。
甚至像明朝世宗，不但鑄嘉靖年號的銅錢，還補鑄前此歷朝未鑄的年號。這不是把銅錢不看做全國的通貨，而看做皇帝一個人的紀念品麼？若使每朝所鑄的，只附鑄一個年號，以表明其鑄造的年代，而其餘一切，都是一律，這還可以說得過去。而歷代又不能然。清朝亦是如此。且歷朝所鑄的銅錢，重量時有出入。這不是自己先造成不統一麼？
（二）雖然如此，但得所鑄的錢，不至十分惡劣，則在時代，即但以本朝所鑄之錢爲限，而禁絕其餘的惡薄者，亦未始不可以小康。此即明代分別制錢和古錢的辦法（明天啓、崇禎間，括古錢以充廢銅，以統一幣制論，實在是對的），但要行此法，有一先決問題，即必須先使貨幣之數足用。若貨幣之數，實在不足於用，交易之間，發生困難，就無論何等惡劣的貨幣，人民也要冒險使用，禁之不可勝禁，添出整理的阻力來了。
自明廢除紙幣以後，直至清朝，要把銅錢鑄到人民夠用，是極不容易辦到的。當此之時，最好將紙幣和銅錢相權。而明清皆不知出此，聽任銀銅並行。又不知規定其主輔的關係。在明朝，租稅主於收銀，銅錢時有禁令，人民懷疑於銅錢之將廢，不敢收受，大爲銅錢流通之害。清朝則人民認銅錢爲正貨，不願收受銀兩。而政府想要強迫使用，屢煩文告，而卒不能勝。而兩種貨幣，同時並行，還生出種種弊竇（如租稅徵收等）。不明經濟原理之害，真可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了。
外國銀錢的輸入，並不始於近代。《隋書·食貨志》說南北朝時河西交廣的情形，已見前。《日知錄》引唐韓愈《奏狀》，說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說自嶺以南，以金銀爲貨幣。張籍詩說：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以銀。《集釋》說：順治六七年間，海禁未設，市井貿易，多以外國銀錢。各省流行，所在多有。禁海之後，絕跡不見。這可見外國貨幣之侵入，必限於與外國通商之時，及與外國通商之地。
前此中外交通，時有絕續；又多限於一隅；所以不能大量侵入。到五口通商以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外國鑄造的貨幣，使用的便利，自勝於我國秤量的金銀（其秤量之法，且不劃一）。外國銀圓，遂滔滔輸入，而以西班牙、墨西哥兩國爲多。中國的自鑄，始於光緒十三年（廣東總督張之洞所爲）。重量形式，都模仿外國銀圓，以便流通。此時銅錢之數，頗感不足。
光緒二十七年，廣東開鑄銅元，因其名價遠超於實價，獲利頗多。於是各省競鑄銅元，以謀餘利，物價爲之暴騰。小平錢且爲其驅逐以盡。民生大感困苦。
光緒三十年，度支部奏釐定幣制，以銀圓爲本位貨幣，民國初年仍之。其時孫文創用紙幣之議，舉國的人多不解其理論，非難蜂起。直到最近，國民政府樹立法幣制度，才替中國的貨幣，畫一個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