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照現狀，彼此都是壞的，而且壞得極相像。然則各種學術，能指示我們以前途，且成爲各學之王，而使他種學術，奔走其下，各盡其一枝一節之用的，必然是社會學。一切現象，都是整個社會的一枝一節，其變化，都是受整個社會的規定的。惟有整個社會，能說明整個社會。亦惟有整個社會，能說明一枝一節的現象的所以然。人們向來不知，只是把一枝一節的現象，互相說明，就錯了。這是因爲從前的人，不知道整個社會，可成爲研究的對象，所以如此。
現在便不同了。所以只有最近成立的社會學，爲前此之所無。亦只有整個的社會學，能夠說明文化之所由來，而評判其得失，而指示我們以當走的路徑。即如文明愈進步，則風俗愈薄惡，這是一件衆所周知的事實，而亦是向來所視爲無可如何的事實。譭棄文明固不可，亦不能。任社會風俗之遷流，而日趨於薄惡，也不是一回事。提倡道德，改良政治等，則世界上無論那一個文明國，都已經努力了幾千年，而證明其無效的了。人道其將終窮乎？
從社會學發明以來，才知道風俗的薄惡，全由於社會組織的不良，和文明進步，毫無關係。我們若能把社會組織徹底改良，則文明進步，就只有增加人類的福利了。這是社會學指示給我們前途最大的光明。而社會學之所以能發明，則和現代各地方蠻人風俗的被重視，以及史前史的發見，有極大的關係。因此，我們才知道社會的組織，可以有多種。目前的組織，只是特種事實所造成，並非天經地義，必不可變。變的前途，實有無限的可能。變的方法，我們所知道的，亦與前人迥異了。
以上論中國學術思想轉變的大概，以下再略論中國的文學和史學。
文學的發達，韻文必先於散文，中國古代，亦系如此。現存的先秦古書，都分明包含著兩種文字：一種是辭句整齊而有韻的。一種則參差不齊，和我們的口語一樣。前者是韻文，後者是散文。散文的發達，大約在東周之世，至西漢而達於極點。散文發達了，我們的意思，才能夠儘量傾吐（因爲到這時候，文字和語言，才真正一致），所以是文學的一個大進步。
西漢末年，做文章的，漸漸求其美化。其所謂美是：（一）句多偶麗。（二）不用過長過短之句。（三）用字務求其足以引起美感。其結果，逐漸成漢魏體的駢文。漢魏體的駢文，只是字句修飾些，聲調嘽緩些，和散文相去，還不甚遠。以後一直向這趨勢發達，至齊樑時代，遂浮靡而不能達意了。此時供實用之文，別稱爲筆。然筆不過參用俗字俗語；用字眼、用典故，不及文來得多；其語調還和當時的文相近，與口語不合，還是不適於用。積重之勢，已非大改革不可。
改革有三條路可走：（一）徑用口語。這在昔日文字爲上中流社會所專有的時代，是不行的。（二）以古文爲法。如蘇綽的擬《大誥》是。這還是不能達意。只有第（三）條路，用古文的義法（即文字尚未浮靡時的語法），以運用今人的言語，是成功的。唐朝從韓柳以後，才漸漸的走上這條路。
散文雖興，駢文仍自有其用，駢散自此遂分途。宋朝爲散文發達的時代。其時的駢文，亦自成一格。謂之宋四六。氣韻生動，論者稱爲駢文中的散文。
詩歌另是一體。文是導源於語言，詩是導源於歌謠的。所以詩體，當其發生之時，即非口語之調。近人以隨意寫來的散文，亦稱爲詩（新詩），這至少要改變向來詩字的定義然後可。古代的詩，大抵可歌，傳於後世的，便是《詩經》和《楚辭》。
到漢朝，風尚變了。制氏雅樂雖存，不爲人之所好。漢武帝立新聲樂府，採趙、代、秦、楚之謳，使李延年協其律，司馬相如等爲之辭，是爲漢代可歌的詩。古代的詩，則變爲五言詩，成爲只可吟誦之物。論者多以此爲詩體的退化，這是爲尊古之見所誤。其實凡事都到愈後來愈分化。吟誦的詩和合樂的詩的判而爲二，正是詩體的進化。歌唱的音調，和聽者的好尚的變遷，是無可如何的事。
隋唐時，漢代的樂府，又不爲人之所好，而其辭亦漸不能合樂了。聽者的好尚，移於外國傳來的燕樂。按其調而填詞，謂之詞。極盛於兩宋之世。至元以後，又漸成爲但可吟誦，不能協律之作，而可歌的限於南北曲。到清朝，按曲譜而填詞的，又多可誦而不可歌了。
中國的所謂詩，擴而充之，可以連樂府、詞，曲，都包括在內。因爲其起源，同是出於口中的歌的。一個民族的歌謠，不容易改變。試看現代的山歌，其音調，還與漢代的樂府一樣，便可知道。所以現在，非有新音樂輸入，詩體是不會變化的。現在萬國交通，新音樂輸入的機會正多。到我國人的口耳與之相習，而能利用之以達自己的美感時，新詩體就可產生了。
文學初興之時，總是與語言相合的。但到後來，因（一）社會情形的複雜，受教育的程度，各有不同；（二）而時間積久了，人的語言，不能不變，寫在紙上的字，卻不能再變；言文就漸漸的分離了。合於口語的文字，是歷代都有的。如（一）禪宗和宋儒的語錄。（二）元代的詔令，（三）寒山、拾得的詩，（四）近代勸人爲善的書都是。（五）而其用之，要以平話爲最廣。這是非此不可的。
從前文言、白話，各有其分野，現在卻把白話的範圍推廣了。這因（一）受教育的人漸多，不限於有閒階級；而所受的教育，亦和從前不同；不能專力於文字。（二）世變既亟，語言跟著擴充、變化，文字來不及相隨，乃不得不即用口語。此乃事勢的自然，無人提倡，也會逐漸推廣的。守舊的人，竭力排斥白話，固然是不達。好新的人，以此沾沾自喜，也是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的。
所謂古文，大部分系古代的言語。其中亦有一部分，系後人依據古代的語法所造的，從未宣諸脣吻，只是形之楮墨。然楮墨之用，亦係一種廣義的語言。既有其用，自不能廢。而況紙上的言語，有時亦可爲口語所採用。所以排斥文言，也是偏激之論。
文以載道，文貴有用之說，極爲近人所詆譭。此說固未免於迂，然亦不能調其全無道理。近人襲西洋文學的理論，貴純文學而賤雜文學，這話固然不錯。然以爲說理論事之作，必是雜文學，必寫景言情之作，而後可以謂之純文學，則是皮相之談。
美的原質，論其根柢，實在還是社會性。社會性有從積極方面流露的，如屈原杜甫的忠愛是。有從消極方面流露的，如王維、孟浩然的閒適是。積極的人人所解，消極的似乎適得其反，其實不然。積極的是想把社會改好，消極的則表示不合作。雖然無所作爲，然（一）使人因此而悟現社會之壞，（二）至少亦使社會減少一部分惡勢力，其功效也還是一樣的。
文字上的所謂美，表面上雖若流連風景，其暗中深處，都藏有這一個因素在內。詩詞必須有寄託，才覺得有味，真正流連風景的，總覺得淺薄，就是爲此。
然則文字的美惡，以及其美的程度，即視此種性質之有無多寡以爲衡，其借何種材料而表現，倒是沒有關係的。憂國憂民，和風花雪月，正是一樣。以說理論事，或寫景言情，判別文學的爲純爲雜，又是皮相之談了。
文以載道，文貴有用等說，固然不免於迂腐。然載道及有用之作，往往是富於社會性的，以此爲第一等文字，實亦不爲無見，不過拋荒其美的方面，而竟以載道和有用爲目的，不免有語病罷了。
中國的有史籍甚早。《禮記·玉藻》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說：“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漢書·藝文志》說“右史記事，左史記言”是錯的。《禮記·祭統》說“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即右史記言之證）這大約是不錯的。《周官》還有小史，記國君及卿大夫的世系，是爲《帝系》及《世本》。我國最古的史籍《史記》，其本紀及世家，似系據春秋和繫世編纂而成。列傳則源出記言之史。記言之史，稱爲《尚書》。乃因其爲上世之書而得此名，其原名似稱爲語。
語之本體，當系記人君的言語，如現在的訓辭講演之類。後來擴充之，則及於一切嘉言。嘉言的反面是莠言，間亦存之以昭炯戒。記錄言語的，本可略述其起因及結果，以備本事。擴充之則及於一切懿行，而其反面即爲惡行。此體後來附庸蔚爲大國，名卿大夫，及學術界鉅子，大抵都有此等記錄，甚至帝王亦有之。其分國編纂的，則謂之《國語》。關於一人的言行，分類編纂的，則謂之《論語》。記載一人的大事的，則如《禮記·樂記》，述武王之事，謂之《牧野之語》都是。《史記》的列傳，在他篇中提及多稱爲語（如《秦本紀》述商鞅說孝公變法事曰：“其事在《商君語》中。”），可見其源出於語，推而廣之，則不名爲語的，其實亦系語體。如《晏子春秋》及《管子》中的大中小匡等是。
八書是記典章經制的，其源當亦出於史官，不過不能知其爲何官之史罷了。史官以外，還有民間的傳述。有出於學士大夫之口的，如魏絳、伍員述少康、羿、浞之事是（見《左氏》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及《史記·吳太伯世家》）。亦有出於農夫野老之口的，如孟子斥鹹丘蒙所述爲齊東野人之語是。古史的來源，大略如此。
秦始皇燒書，《史記·六國表》說“諸侯史記尤甚”，大約史官所記載，損失極多。流行民間之書，受其影響當較少。口耳相傳，未著竹帛的，自然更不必說了。
有歷史的材料是一事，有史學上的見地又系一事。古代史官，雖各有專職，然大體不過奉行故事。民間傳述，或出驚奇之念，或出仰慕之忱（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亦說不上什麼史學上的見地。到司馬談、遷父子出，才網羅當時所有的史料，編纂成一部大書。
這時的中國，在當時人的眼光中，實已可謂之天下（因爲所知者限於此。在所知的範圍中，並沒有屏斥異國或異族的史料不載。所以《太史公書》，這是《史記》的本名。《漢書·藝文志》著錄即如此。《史記》乃史籍通名，猶今言歷史。《太史公書》，爲史部中最早的著述，遂冒其一類的總名），實自國別史進於世界史，爲史體一大進步。
從此以後，國家亦漸知史籍的重要了。後漢以後，乃有詔蘭臺、東觀中人述作之事。魏晉以後，國家遂特設專官。此時作史的，在物力上，已非倚賴國家不行（一因材料的保存及搜輯，一因編纂時之費用）。至於撰述，則因材料不多，還爲私人之力所能及。所以自南北朝以前，大率由國家供給材料及助力，而司編撰之事的，則仍系一二人，爲私家著述性質。
唐以後史料更多，不徒保存、蒐輯，即整理、排比，亦非私人之力所及，於是獨力的著述，不得不變爲集衆纂修之局了。私家著述及集衆纂修，昔人的議論，多偏袒前者，這亦是一偏之見。
姑無論材料既多，運用爲私人之力所不及。即舍此勿論，而昔時的正史，包括的門類很多，亦非一人所能兼通。所以即就學術方面論，兩者亦各有長短。唐修《新晉書》（即今正史中的《晉書》），其志非前人所能及，即其一證。關於正史的歷史，可參看《史通》的《六家》、《二體》、《古今正史》、《史官建置》各篇，及拙撰《史通評》中這幾篇的評（商務印書館本）。
從前的歷史，系偏重於政治方面的。而在政治方面，則所注重的，爲理亂興衰，典章經制兩類。正史中的紀傳，是所以詳前者的，志則所以詳後者。已見《緒論》中。編年史偏詳前者。《通典》、《通考》一類的書，則偏詳後者，都不如紀傳表志體的完全。所以後來功令，獨取紀傳表志體爲正史。
然編年體和政書（《通典》、《通考》等），在觀覽上亦各有其便，所以其書仍併爲學者所重。這是中國舊日所認爲史部的重心的。紀傳體以人爲單位，編年史以時爲系統，欲句稽一事的始末，均覺不易。自袁樞因《通鑑》作《紀事本末》後，其體亦漸廣行。
中國的史學，在宋時，可謂有一大進步。（一）獨力著成一史的，自唐已後，已無其事。宋則《新五代史》出歐陽修一人；《新唐書》雖出修及宋祁兩人，亦有私家著述性質；事非易得。
（二）編年之史，自三國以後，久已廢闕。至宋則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貫串古今。朱熹的《通鑑綱目》，敘事雖不如《通鑑》的精，體例卻較《通鑑》爲善（《通鑑》有目無綱，檢閱殊爲不便。司馬光因此，乃有《目錄》之作，又有《舉要》之作。《目錄》既不與本書相附麗。舉要則朱子《答潘正叔書》，譏其“詳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亦系實情。所以《綱目》之作，確足以改良《通鑑》的體例）。
（三）講典章經制的書，雖起於唐杜佑的《通典》，然宋馬端臨的《文獻通考》，蒐集尤備，分類亦愈精。又有會要一體，以存當代的掌故，並推其體例，以整理前代的史實。
（四）鄭樵《通志》之作，網羅古今。其書雖欠精審，亦見其魄力之大。
（五）當代史料，搜輯綦詳。如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王偁《東都紀略》等都是。
（六）自周以前的古史，實系別一性質。至宋而研究加詳。如劉恕《通鑑外紀》、金履祥《通鑑綱目前編》、蘇轍《古史考》、胡宏《皇王大紀》、羅泌《路史》等都是。
（七）研究外國史的，宋朝亦加多。如葉隆禮《契丹國志》、孟珙《蒙韃備錄》等是。
（八）考古之學，亦起於宋時。如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等，始漸求材料於書籍之外。
（九）倪思的《班馬異同評》、吳縝的《新唐書糾繆》等，皆出於宋時。史事的考證，漸見精核。綜此九端，可見宋代史學的突飛猛進。
元明時代復漸衰。此因其時之學風，漸趨於空疏之故。但關於當代史料，明人尚能留心收拾。到清朝，文字之獄大興，士不敢言當代的史事；又其時的學風，偏於考古，而略於致用；當代史料，就除官書、碑傳之外，幾乎一無所有了。但清代考據之學頗精。推其法以治史，能補正前人之處亦頗多。
研究史法之作，專著頗少。其言之成理，而又有條理系統的，當推劉知幾的《史通》。《史通》是在大體上承認前人的史法爲不誤，而爲之彌縫匡救的。
其回到事實上，批評歷代的史法，是否得當；以及研究今後作史之法當如何的，則當推章學誠。其識力實遠出劉知幾之上。此亦時代爲之。因爲劉知幾之時，史料尚不甚多，不慮其不可遍覽，即用前人的方法撰述已足。章學誠的時代，則情形大不同，所以迫得他不得不另覓新途徑了。然章氏的識力，亦殊不易及。他知道史與史材非一物，保存史材，當務求其備，而作史則當加以去取；以及作史當重客觀等（見《文史通義·史德篇》），實與現在的新史學，息息相通。不過其時無他種科學，以爲輔助，所以其論不如現在新史學的精審罷了。然亦不過未達一間而已，其識力亦很可欽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