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兵制，約可分爲八期。
第一期，在古代，有徵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區別。征服之族，全體當兵，被征服之族則否，是爲部分民兵制。
第二期，後來戰爭劇烈了，動員的軍隊多，向來不服兵役的人民，亦都加入兵役，是爲全體皆兵制。
第三期，天下統一了，不但用不着全體皆兵，即一部分人當兵，亦覺其過剩。偶爾用兵，爲顧恤民力起見，多用罪人及降服的異族。因此，人民疏於軍事，遂招致降服的異族的叛亂，是即所謂五胡亂華。而中國在這時代，因亂事時起，地方政府擅權，中央政府不能駕馭，遂發生所謂州郡之兵。
第四期，五胡亂華的末期，異族漸次和中國同化，人數減少，而戰鬥顧甚劇烈，不得已，乃用漢人爲兵。又因財政艱窘，不得不令其耕以自養。於是又發生一種部分民兵制，是爲周、隋、唐的府兵。
第五期，承平之世，兵力是不能不的。府兵之制，因此廢壞。而其時適值邊方多事，遂發生所謂藩鎮之兵。因此引起內亂。內亂之後，藩鎮遍於內地，唐室卒因之分裂。
第六期，宋承唐、五代之後，竭力集權於中央。中央要有強大的常備軍。又覷破兵民分業在經濟上的利益。於是有極端的募兵制。
第七期，元以異族，入主中原，在軍事上，自然另有一番措置。明朝卻東施效顰。其結果，到底因淤滯而敗。
第八期，清亦以異族入主，然不久兵力即。中葉曾因內亂，一度建立較強大的陸軍。然值時局大變，此項軍隊，應付舊局面則有餘，追隨新時代則不足。對外屢次敗北。而國內的軍紀，卻又久壞。遂釀成晚清以來的內亂。直至最近，始因外力的壓迫，走上一條曠古未有的新途徑。
以上用鳥瞰之法，揭示一個大綱。以下再逐段加以說明。
第一期的階級制度，看第四、第八兩章，已可明白。從前的人，都說古代是寓兵於農的，寓兵於農，便是兵農合一，井田既廢，兵農始分，這是一個重大的誤解。寓兵於農，乃謂以農器爲兵器，說見《六韜·農器篇》。
古代兵器是銅做的，農器是鐵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臨戰才發給（所謂授甲、授兵），也只能供給正式軍隊用，鄉下保衛團一類的兵，是不能給與的。然敵兵打來，不能真個制梃以自衛。所以有如《六韜》之說，教其以某種農器，當某種兵器。
古無稱當兵的人爲兵的，寓兵於農，如何能釋爲兵農合一呢？江永《羣經補義》中有一段，駁正此說。他舉《管子》的參國伍鄙，參國，即所謂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和高子、國子，各帥五鄉。伍鄙，即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10縣爲屬，乃所以處農人（按所引《管子》，見《小匡篇》）。又引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按見《左氏》定公八年）。以證兵常近國都。其說可謂甚精。
按《周官》夏官序官：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則六軍適出六鄉。六鄉之外有六遂，鄭《注》說：遂以軍法如六鄉。其實鄉列出兵法，無田制，遂陳田制，無出兵法，鄭《注》是錯誤的（說本朱大韶《實事求是齋經義》《司馬法非周制說》）。六鄉出兵，六遂則否，亦兵在國中之證。這除用征服之族居國，被征服之族居野，無可解釋。
或謂難道古代各國，都有徵服和被征服的階級嗎？即謂都有此階級，亦安能都用此治法，千篇一律呢？殊不知（一）古代之國，數逾千百，我們略知其情形的，不過十數，安知其千篇一律？（二）何況制度是可以互相模仿的。世既有黷武之國，即素尚平和之國，亦不得不肆力于軍事組織以相應，既肆力于軍事組織，其制度，自然可以相像的。所以雖非被征服之族，其中的軍事領袖及武士，亦可以逐漸和民衆相離，而與征服之族，同其位置。（三）又況戰士必須講守禦，要講守禦，自不得不居險；而農業，勢不能不向平原發展；有相同的環境，自可有相同的制度。（四）又況我們所知道的十餘國，如求其根源，都是同一或極相接近的部族，又何怪其文化的相同呢？所以以古代爲部分民兵制，實無疑義。
古代之國，其兵數是不甚多的。說古代軍隊組織的，無人不引據《周官》。不過以《周官》之文，在羣經中獨爲完具罷了。其實《周官》之制，是和他書不合的。案《詩經·魯頌》：“公徒三萬”，則萬人爲一軍。《管子·小匡篇》說軍隊組織之法正如此（五人爲伍，五十人爲小戎，二百人爲卒，二千人爲旅，萬人一軍）。《白虎通義·三軍篇》說：“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二千人”，亦以一軍爲本萬人。《說文》以四千人爲一軍，則據既加二千人後立說。《穀梁》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這個軍字，和師字同義。變換其字面，以免重複，古書有此文法），一師當得二千人。《公羊》隱公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稱師，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五百”兩字必後人據《周官》說妄增。
然則古文家所說的軍隊組織，較今文家擴充了，人數增多了。此亦今文家所說制度，代表較早的時期，古文家說，代表較晚的時期的一證。當兵的一部分人，居於山險之地，山險之地，是行畦田之制的，而《司馬法》所述賦法，都以井田之製爲基本，如此，當兵的義務，就擴及全國人了。《司馬法》之說，已見第八章，茲不再引。
按《司馬法》以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如前一說：一封當得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一畿當得車萬乘，士十萬人，徒二十萬人。後一說：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外，定出賦的六千四百井，所以有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有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一畿有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見於《漢書·刑法志》）。若計其人數，則一同七千五百，一封七萬五千，一畿七十五萬。《史記·周本紀》說：牧野之戰，紂發卒七十萬人，以拒武王；《孫子·用間篇》說：“內外騷動，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都系本此以立說。《司馬法》之說，固系學者所虛擬，亦必和實際的制度相近。春秋時，各國用兵，最多不過數萬。
至戰國時，卻阬降斬級，動以萬計。此等記載，必不能全屬子虛，新增的兵，從何處來呢？我們看《左氏》成公二年，記齊頃公鞍戰敗北逃回去的時候，“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可見其時正式的軍隊雖敗於外，各地方守禦之兵仍在。而《戰國策》載蘇秦說齊宣王之言，說“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竟不守；戰而不勝，國以危亡隨其後；”可見各地方守禦之兵，都已調出去，充作正式軍隊了。這是戰國時兵數驟增之由。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全國皆兵的，怕莫若此時了。
秦漢統一以後，全國皆兵之制，便開始破壞。《漢書·刑法志》說：“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漢官儀》（建武七年）說：“高祖令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則漢兵制實沿自秦。《漢書·高帝紀》注引《漢儀注》（二年）說：“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裡。”
《昭帝紀注》引如淳說（元鳳四年）：“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是爲卒更。貧者欲得僱更錢者，次直者出錢僱之，月二千，是爲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此爲秦漢時人民服兵役及戍邊之制。法雖如此，事實上已不能行。
晁錯說秦人謫發之制，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見《漢書》本傳），此即漢世所謂七科謫（見《漢書·武帝紀》天漢四年《注》引張晏說）。
二世時，山東兵起，章邯亦將驪山徒免刑以擊之。則用罪人爲兵，實不自漢代始。漢自武帝初年以前，用郡國兵之時多，武帝中年以後，亦多用謫發。此其原因，乃爲免得擾動平民起見。
《賈子書·屬遠篇》說：“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五十里而至。秦輸將起海上，一錢之賦，十錢之費弗能致。”此爲古制不能行的最大原因。封建時代，人民習於戰爭，征戍並非所懼。然路途太遠，曠日持久，則生業盡廢。
又《史記·貨殖傳》說，七國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則當時從軍的人，所費川資亦甚巨。列侯不免借貸，何況平民？生業盡廢，再重以路途往來之費，人民在經濟上，就不堪負擔了。這是物質上的原因。
至於在精神上，小國寡民之時，國與民的利害，較相一致，至國家擴大時，即不能盡然，何況統一之後？王恢說戰國時一代國之力，即可以制匈奴（見《漢書·韓安國傳》）。而秦漢時騷動全國，究竟宣元時匈奴之來朝，還是因其內亂之故，即由於此。
在物質方面，人民的生計，不能不加以顧恤；在精神方面，當時的用兵，不免要招致怨恨；就不得不漸廢郡國調發之制，而改用謫發、謫戍了。這在當時，亦有令農民得以專心耕種之益。然合前後而觀之，則人民因此而忘卻當兵的義務，而各地方的武備，也日益空虛了。所以在政治上，一時的利害，有時與永久的利害，是相反的。調劑於兩者之間，就要看政治家的眼光和手腕了。
民兵制度的破壞，形式上是在後漢光武之時的。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七年，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自此各郡國遂無所謂兵備了（後來有些緊要的去處，亦復置都尉。又有因亂事臨時設立的。然不是經常、普遍的制度），而外強中弱之機，亦於此時開始。
漢武帝置七校尉，中有越騎，胡騎，及長水（見《漢書·百官公卿表》。長水，顏師古云：胡名）。其時用兵，亦兼用屬國騎等，然不恃爲主要的兵力。後漢光武的定天下，所靠的實在是上谷漁陽的兵，邊兵強而內地弱的機緘，肇見於此。安帝以後，羌亂頻仍，涼州一隅，迄未寧靜，該地方的羌、胡，尤強悍好鬥。
中國人好鬥的性質，誠不能如此等淺演的降夷，然戰爭本不是單靠野蠻好殺的事。以當時中國之力，謂不足以制五胡的跳梁，決無此理。五胡亂華的原因，全由於中國的分裂。分裂之世，勢必軍人專權，專權的軍人，初起時或者略有權謀，或則有些獷悍的性質。然到後來，年代積久了，則必入於驕奢淫佚。一驕奢淫佚，則政治紊亂，軍紀，有較強的外力加以壓迫，即如山崩川潰，不可復止。
西晉初年，君臣的苟安，奢侈，正是軍閥擅權的結果，五胡擾亂的原因。五胡亂華之世，是不甚用中國人當兵的（說已見第四章）。其時用漢兵的，除非所需兵數太多，異族人數不足，乃調發以充數。如石虎伐燕，苻秦寇晉諸役是。這種軍隊，自然不會有什麼戰鬥力的（軍隊所靠的是訓練。當時的五胡，既不用漢人做主力的軍隊，自然無所謂訓練。《北齊書·高昂傳》說：高祖討尒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3000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鬥，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及戰，高祖不利，反借昂等以致克捷。可見軍隊只重訓練，並非民族本有的強弱）所以從劉、石倡亂以來，至於南北朝之末，北方的兵權，始終在異族手裡。這是漢族難於恢復的大原因。不然，五胡可乘的機會，正多着呢？然則南方又何以不能乘機北伐？此則仍由軍人專橫，中央權力不能統一之故。
試看晉朝東渡以後，荊、揚兩州的相持，宋、齊、樑、陳之世，中央和地方政府互相爭鬥的情形，便可知道。
北強南弱之勢，是從東晉後養成的。三國以前，軍事上的形勢，是北以持重勝，南以剽悍勝。論軍隊素質的佳良，雖南優於北，論社會文明的程度，則北優於南，軍事上勝敗的原因，實在於此。後世論者，以爲由於人民風氣的強弱，實在是錯誤的（秦雖並六國，然劉邦起沛，項籍起吳，卒以亡秦，實在是秦亡於楚。所以當時的人，還樂道南公“亡秦必楚”之言，以爲應驗。劉項成敗，原因在戰略上，不關民氣強弱，是顯而易見的。吳楚七國之亂，聲勢亦極煊赫，所以終於無成，則因當時天下安定，不容有變，而吳王又不知兵之故。孫策、孫權、周瑜、魯肅、諸葛恪、陸遜、陸抗等，以十不逮一的土地人民，矯然與北方相抗，且有吞併中原之志，而魏亦竟無如之何，均可見南方風氣的強悍）。
東晉以後，文明的重心，轉移於南，訓卒厲兵，本可於短期間奏恢復之烈。所以終無成功，而南北分裂，竟達於269年之久，其結果且卒並於北，則全因是時，承襲漢末的餘毒，（一）士大夫衰頹不振，（二）軍人擁兵相猜，而南方的政權，顧全在此等北來的人手中之故。
試設想：以孫吳的君臣，移而置之於東晉，究竟北方能否恢復？便可見得。“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無怪杜甫要對呂蒙營而感慨了。經過這長時期的腐化，而南弱的形勢遂成。而北方當是時，則因長期的戰鬥，而造成一武力重心。趙翼《廿二史札記》有一條，說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武川，可見自南北朝末至唐初，武力的重心，實未曾變。
按五胡之中，氐、羌、羯民族皆小，強悍而人數較多的，只有匈奴、鮮卑。匈奴久據中原之地，其形勢實較鮮卑爲佳。但其人太覺兇暴，羯亦然。被冉閔大加殺戮後，其勢遂衰。此時北方之地，本來即可平靖。然自東晉以前，虎鬥龍爭，多在今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數省境內。遼寧、熱、察、綏之地，是比較安靜的。鮮卑人休養生息於此，轉覺氣完力厚。
當時的鮮卑人，實在是樂於平和生活，不願向中原侵略的。所以北魏平文帝，昭成帝兩代，都因要南侵爲其下所殺（見《魏書·序紀》）。然到道武帝，卒肆其兇暴，強迫其下，侵入中原（道武帝伐燕，大疫，羣下鹹思還北。帝曰：“四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羣臣乃不敢復言，見《魏書·本紀》皇始二年。按《序紀》說：穆帝“明刑峻法，諸部民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攜，而赴死所。人問何之？答曰：當往就誅。”其殘酷如此。道武帝這話，已經給史家文飾得很溫婉的了。若照他的原語，記錄下來，那便是“你們要回去，我就要把你們全數殺掉”。所以羣臣不敢復言了）。
此時割據中原的異族，既已奄奄待斃，宋武帝又因內部矛盾深刻，不暇經略北方，北方遂爲所據。然自孝文帝南遷以前，元魏立國的重心，仍在平城。屬於南方的侵略，僅是發展問題，對於北方的防禦，卻是生死問題，所以要於平城附近設六鎮，以武力爲拱衛。南遷以後，因待遇的不平等，而釀成六鎮之亂。因六鎮之亂而造成一個尒朱氏。連高氏、賀拔氏、宇文氏等，一齊帶入中原。龍爭虎鬥者，又歷五六十年，然後統一於隋。
隋、唐先世，到底是漢族還是異族，近人多有辯論。然民族是論文化的，不是論血統的。近人所辯論的，都是血統問題，在民族鬥爭史上，實在無甚意義。至於隋唐的先世，曾經漸染胡風，也是武川一系中的人物，則無可諱言。所以自尒朱氏之起至唐初，實在是武川的武力，在政治舞臺上活躍的時代。要到唐貞觀以後，此項文化的色彩，才漸漸淡滅（唐初的隱太子、巢剌王、常山愍王等，還都繫帶有胡化色彩的人）。五胡亂華的已事，雖然已成過去，然在軍事上，重用異族的風氣，還有存留。試看唐朝用蕃將蕃兵之多，便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