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項制度，擴而大之，則如《左氏》僖公四年，管仲對楚使所說：“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徵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等於《王制》中所說的一州之伯了。此自非周初的事實，然管仲之說，亦非憑空造作，亦仍以小規模的伯爲根據。然則齊桓、晉文等，會盟征伐，所牽連而及的，要達於《王制》所說的數州之廣，其規模雖又較大，而其霸主之稱，還是根據於此等一州之伯的，又可推而知了。
春秋時晉、楚、齊、秦等國，其封土，實大於殷周之初。其會盟征伐的規模，亦必較殷周之初，有過之無不及。特以強國較多，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不能稱王（吳楚等雖稱王，只是在一定區域之內，得其小國的承認）。
至於戰國時，就老實不客氣，各自在其區域之中，建立王號了。然此時的局勢，卻又演進到諸王之上，要有一個共主，而更高於王的稱號，從來是沒有的。乃借用天神之名，而稱之爲帝。齊湣王和秦昭王，曾一度並稱東西帝；其後秦圍邯鄲，魏王又使辛垣衍勸趙尊秦爲帝；即其事。
此時研究歷史的人，就把三代以前的酋長，揀了五個人，稱之爲五帝（所以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之稱，是人神相同的）。後來又再推上去，在五帝以前，揀了三個酋長，以說明社會開化的次序。更欲立一專名以名之，這卻真窮於辭了。乃據“始王天下”之義，加“自”字於“王”字之上，造成一個“皇”字，而有所謂三皇（見《說文》。皇王二字，形異音同，可知其實爲一語）。至秦王政並天下，遂合此二字，以爲自己的稱號，自漢以後，相沿不改。
列國漸相吞併，在大國之中，就建立起郡縣制度來。《王制》說：“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又說：“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可見內諸侯和大夫，法律上本來不該世襲的。事實上雖不能盡然，亦不必盡不然；尤其是在君主權力擴張的時候。儻使天子在其畿內，大國的諸侯，在其國內，能切實將此制推行，而於其所吞滅之國，亦能推行此制；封建就漸變爲郡縣了。
（一）春秋戰國時，滅國而以爲縣的很多，如楚之於陳蔡即是。有些滅亡不見記載，然秦漢時的縣名，和古國名相同的甚多，亦可推見其本爲一國，沒入大國之中，而爲其一縣。（二）還有卿大夫之地，發達而成爲縣的。如《左氏》昭公二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是。（三）又有因便於戰守起見，有意設立起來的，如商君治秦，並小都、鄉、邑，聚以爲縣是（見《史記·商君列傳》）。
至於郡，則其區域本較縣爲小，且爲縣所統屬（《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其與縣分立的，則較縣爲荒陋（《左氏》哀公二年，趙簡子誓師之辭，說“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然此等與縣分立之郡，因其在邊地之故，其兵力反較縣爲充足，所以後來在軍事上須要控扼之地，轉多設立（甘茂謂秦王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皆見《史記》本傳）。事實上以郡統制縣，保護縣，亦覺便利，而縣遂轉屬於郡。
戰國時，列國的設郡，還是在沿邊新開闢之地的（如楚之巫、黔中，趙之雲中、雁門、代郡，燕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等）。到秦始皇滅六國後，覺得到處都有駐兵鎮壓的必要，就要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了。
封建政體，沿襲了幾千年，斷無沒有反動之力之理。所以秦滅六國未幾，而反動即起。秦漢之間以及漢初的封建，是和後世不同的。在後世，像晉朝明朝的封建，不過出於帝王自私之心。天下的人，大都不以爲然。即封建之人，對於此制，亦未必敢有何等奢望，不過舍此別無他法，還想借此牽制異姓，使其不敢輕於篡奪而已。受封者亦知其與時勢不宜，惴惴然不敢自安。所以唐太宗要封功臣，功臣竟不敢受（見《唐書·長孫無忌傳》）。
至於秦漢間人，則其見解大異。當時的人，蓋實以封建爲當然，視統一轉爲變局。所以皆視秦之滅六國爲無道之舉，稱之爲暴秦，爲強虎狼之秦。然則前此爲六國所滅之國如何呢？秦滅六國，當恢復原狀，爲六國所滅之國，豈不當一一興滅繼絕嗎？儻使以此爲難，論者自將無辭可對。然大多數人的見解，是不能以邏輯論，而其之所在，亦是不可以口舌爭的。
所以秦亡之後，在戲下的諸侯，立即決定分封的方法。當時所封建的：是（一）六國之後，（二）亡秦有功之人。此時的封建，因漢高祖藉口於項王背約，奪其關中之地而起兵，漢代史家所記述，遂像煞是由項王一個人作主，其實至少是以會議的形式決定的。所以在《太史公自序》裡，還無意間透露出一句真消息來，謂之“諸侯之相王”。
當時的封爵，分爲二等：大者王，小者侯，這是沿襲戰國時代的故事的（戰國時，列國封其臣者，或稱侯，或稱君，如穰侯，文信侯，孟嘗君，望諸君等是。侯之爵較君爲高，其地當亦較君爲大。此時所封的國，大小無和戰國之君相當的，故亦無君之稱）。諸侯之大者皆稱王，項羽以霸王爲之長，而義帝以空名加於其上，也是取法於東周以後，實權皆在霸主，而天王僅存虛名的。以大體言，實不可謂之不愜當。
然人的見解，常較時勢爲落後。人心雖以爲允洽，而事勢已不容許，總是不能維持的。所以不過五年，而天下復歸於統一了。然而當時的人心仍未覺悟，韓信始終不肯背漢，至後來死於呂后之手，讀史者多以爲至愚。其實韓信再老實些，也不會以漢高祖爲可信。韓信當時的見解，必以爲舉天下而統屬於一人，乃事理所必無。韓信非自信功高，以爲漢終不奪其主，乃漢奪其王之事，爲信當時所不能想像。
此恐非獨韓信如此，漢初的功臣，莫不如此。若使當時，韓信等預料奉漢王以皇帝的空名，漢王即能利用之把自己誅滅，又豈肯如此做？確實，漢高祖翦滅所封的異姓，也是一半靠陰謀，一半靠實力的，並非靠皇帝的虛名。
若就法理而論，就自古相傳列國間的習慣，當時的人心認爲正義者論，皇帝對於當時的王，可否如此任意誅滅呢？也還是一個疑問。所以漢高祖的盡滅異姓之國（楚王韓信，樑王彭越，韓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茶、盧綰。惟長沙王吳芮僅存），雖然不動干戈，實在和其盡滅戲下所封諸國，是同樣的一個奇蹟。
不但如此，漢高祖所封同姓諸國，後來醞釀成吳楚七國這樣的一個大亂，竟會在短期間戡定；戡定之後，景帝摧抑諸侯，使不得自治民補吏；武帝又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各以國邑，分封子弟；而漢初的封建，居然就名存而實亡，怕也是漢初的人所不能預料的。
封建的元素，本有兩個：一爲爵祿，受封者與凡官吏同。一爲君國子民，子孫世襲，則其爲部落酋長時固有的權利，爲受封者所獨。後者有害於統一，前者則不然。漢世關內侯，有虛名而無土地。後來列侯亦有如此的（《文獻通考·封建考》雲：“秦、漢以來，所謂列侯者，非但食其邑入而已，可以臣吏民，可以佈政令，若關內侯，則惟以虛名受廩祿而已。西都景、武而後，始令諸侯王不得治民，漢置內史治之。自是以後，雖諸侯王，亦無君國子民之實，不過食其所封之邑入，況列侯乎？然所謂侯者，尚裂土以封之也。至東都，始有未與國邑，先賜美名之例，如靈壽王、徵羌侯之類是也。至明帝時，有四姓小侯，乃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請外戚子弟，以少年獲封者。又肅宗賜東平王蒼列侯印十九枚，令王子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此二者，皆是未有土地，先佩印，受俸廩。蓋至此，則列侯有同於關內侯者矣。”），然尚須給以廩祿。唐宋以後，必食實封的，纔給以祿，則並物質之耗費而亦除去之，封建至此，遂全然無礙於政治了。
後世在中國境內，仍有封建之實的，爲西南的土官。土官有兩種：一是文的，如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之類。一是武的，凡以司名的，如宣撫司、招討司、長官司之類皆是。聽其名目，全與流官相同。其實所用的都是部族酋長，依其固有之法承襲。
外夷歸化中國，中國給以名號，或官或爵。本是各方面之所同，不但西南如此。但其距中國遠的，實力不及，一至政教衰微之世，即行離叛而去，這正和三代以前的遠國一樣。惟西南諸土司，本在封域之內，歷代對此的權力，漸形充足，其管理之法，亦即隨之而加嚴。在平時，也有出貢賦，聽徵調的。這亦和古代諸侯對王朝，小國對大國的朝貢及從徵役一樣。
至其（一）對中國犯順；（二）或其部族之中，自相爭鬩；（三）諸部族之間，互相攻擊；（四）又或暴虐其民等；中國往往加以討伐。有機會，即廢其酋長，改由中國政府派官治理，是謂“改土歸流”，亦即古代之變封建爲郡縣。自秦至今，近2200年，此等土官，仍未盡絕，可見封建政體的剷除，是要隨著社會文化的進步，不是政治單方面的事情了。
封建之世，所謂朝代的興亡，都是以諸侯革天子之命。此即以一強國，奪一強國的地位，或竟滅之而已。至統一之世，則朝代的革易，其形式有四：（一）爲舊政權的遞嬗。又分爲（甲）中央權臣的篡竊，（乙）地方政權的入據。前者如王莽之於漢，後者如朱溫之於唐。（二）爲新政權的崛起，如漢之於秦。（三）爲異族的入據，如前趙之於晉，金之於北宋，元之於南宋，清之於明。（四）爲本族的恢復，如明之於元。
而從全局觀之，則（一）有仍爲統一的，（二）有暫行分裂的。後者如三國，南北朝，五代都是。然這只是政權的分裂，社會文化久經統一，所以政權的分立，總是不能持久的。從前讀史的人，每分政情爲（一）內重，（二）外重，（三）內外俱輕三種。內重之世，每有權臣篡竊之變。外重之世，易招強藩割據之憂。內外俱輕之世，則草澤英雄，乘機崛起；或外夷乘機入犯。惟秦以過剛而折，爲一個例外。
政權當歸諸一人，而大多數人，可以不必過問；甚或以爲不當過問；此乃事勢積重所致，斷非論理之當然。所以不論哪一國，其元始的政治，必爲民主。後來雖因事勢的變遷，政治逐漸興起，然民主政治，仍必久之而後消滅。觀前文所述，可以見之。
大抵民主政治的廢墜：（一）由於地大人衆，並代表會議而不能召集。（二）大衆所議，總限於特殊的事務，其通常的事務，總是由少數主持常務的人執行的。久之，此少數人日形專擅，對於該問大衆的特殊事務，亦復獨斷獨行。（三）而大衆因情勢渙散，無從起而加以糾正。政治就漸漸形成了。這是形式上的變遷。若探求其所以然，則國家大了，政情隨之複雜，大的，複雜的事情，普通人對之不感興趣，亦不能措置。此實爲制度轉變的原因。
然民主的制度可以廢墜，民主的原理則終無滅絕之理。所以先秦諸子，持此議論的即很多。因後世儒術專行，儒家之書，傳者獨多，故其說見於儒家書中的亦獨多，尤以《孟子》一書，爲深入人心。其實孟子所誦述的，乃系孔門的書說，觀其論堯舜禪讓之語，與伏生之《尚書大傳》，互相出入可知（司馬遷《五帝本紀》亦採儒家書說）。兩漢之世，此義仍極昌明。
漢文帝元年，有司請立太子。文帝詔雲：“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慊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此雖系空言，然天下非一人一家所私有之義，則詔旨中也明白承認了。後來眭孟上書，請漢帝誰差天下（誰差，訪求、簡擇之義），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尤爲歷代所無。
效忠一姓，漢代的儒家，實不視爲天經地義。劉歆系極博通的人，且系漢朝的宗室，而反助王莽以篡漢；揚雄亦不反對王莽；即由於此。但此等高義，懂得的只有少數人，所以不久即湮晦，而君臣之義，反日益昌盛了。
王與君，在古代是有分別的，說已見前。臣與民亦然。臣乃受君豢養的人，效忠於其一身，及其子嗣，盡力保衛其家族、財產，以及榮譽，地位的。蓋起於（一）好戰的酋長所豢養的武士，（二）及其特加寵任的僕役。其初，專以效忠於一人一家爲主。後來（一）人道主義漸形發達。（二）又從利害經驗上，知道要保一人一家的安全，或求其昌盛，亦非不顧萬民所能。於是其所行者，漸須顧及一國的公益。有時雖違反君主一人一家的利益，而亦有所不能顧。是即大臣與小臣，社稷之臣與私暱嬖倖的區別。然其道，畢竟是從效忠於一人一家進化而來的，終不能全免此項色採。至民則絕無效忠於君的義務。兩者區別，在古代本極明白，然至後世，卻漸漸湮晦了。無官職的平民，亦竟有效忠一姓的，如不仕新朝之類。這在古人看起來，真要莫名其妙了（異民族當別論。民族興亡之際，是全民族都有效忠的義務的。顧炎武《日知錄·正始》條，分別亡國亡天下，所謂亡天下，即指民族興亡言，古人早見及此了）。至於國君失政，應該誅殺改立之義，自更無人提及。
剝極則復，到晚明之世，湮晦的古義，纔再露一線的曙光。君主之制，其弊全在於世襲。以遺傳論，一姓合法繼承的人，本無代代皆賢之理。以教育論，繼嗣之君，生來就居於優越的地位，志得意滿；以和外間隔絕了；尤其易於不賢。此本顯明之理，昔人斷非不知，然既無可如何，則亦只好置諸不論不議之列了。
君主的昏愚，，暴虐，無過於明朝之多。而時勢危急，內之則流寇縱橫，民生憔悴；外之則眼看異族侵入，好容易從胡元手裡恢復過來的江山，又要淪於建夷之手。仁人君子，蒿目時艱，深求致禍之原，圖窮而匕首見，自然要歸結到政體上了。於是有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出現，其《原君》、《原臣》兩篇，於“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義，發揮得極爲深切，正是晴空一個霹靂。但亦只是晴空一個霹靂而已。別種條件，未曾完具，當然不會見之於行動的。於是旁薄鬱積的民主思想，遂仍潛伏著，以待時勢的變化。
近百年來的時勢，四夷交侵，國家民族，都有絕續存亡的關係，可謂危急極了。這當然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問題。但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分野，政治力量的界限，昔人是不甚明白的。眼看著時勢的危急，國事的敗壞，當然要把其大部分的原因，都歸到政治上去；當然要發動了政治上的力量來救濟它；當然要擬議及於政體。
於是從戊戌變法急轉直下，而成爲辛亥革命。中國的民主政治，雖然自己久有根基，而親切的觀感，則得之於現代的東西列強。代議政體，自然要繼君主而起。但代議政體，在西洋自有其歷史的條件，中國卻無有。於是再急轉直下，而成爲現在的黨治。
中國古代，還有一個極高的理想。那便是孔子所謂大同，老子所謂郅治，許行所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這是超出於政治範圍之外的，因爲國家總必有階級，然後能成立，而孔老許行所想望的境界，則是沒有階級的。參看下兩篇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