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業革命興起，資本主義經濟繁榮，有一部分學者開始研究經濟學。很快研究者就發現，經濟學實際上就是政治，每一個枝節，每一個點，都是政治的延伸，故稱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再是千變萬化，實際上還是政治，講的是怎麼生產，怎麼進行剝削。有講如何促進生產的一面，這是經濟學的積極意義，包含在其中怎麼剝削，則是政權需要真正去關心的。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生產固然重要，抑制剝削烈度對於政權更是生死攸關。
經濟學的每一個環節，執政者都應該扒出來看清楚，哪裡是在講生產，而哪裡是在講剝削，又有哪些與這兩者無關。抑制剝削烈度不是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再分配是在剝削髮生之後的事情，混淆兩者，是在掩飾剝削。掩蓋是沒有用的，窮人就是越來越艱難，終究會生大亂。要調和社會矛盾，更好地前行發展，剝削烈度是必須被控制的。經濟學在講生產的時候有一的定獨立性，講分配則全是政治，故緩和剝削烈度，只能並且必須使用政治手段。到這個時候已經不是經濟，經濟手段解決不了問題。讓政治遠離經濟，是剝削階級對政權馴服的表現，離得越遠，政權的獨立人格越弱。
剝削爲什麼一定要控制？因爲剝削之開始，是在奪取剩餘之物上，與生存和生產無關的那些產物。而隨着剝削，社會財富向剝削者集中，勢力越來越強，烈度越來越高，最終會延伸到生存和生產物資。由此導致社會發展停滯，底層難以生存，整個社會難以爲系。
不要以爲剝削者不勞而獲聚集財富之後會用手中的錢去發展生產，那種是異數，而不是常態。如以農業爲根基的王朝晚期，不能緩和階級矛盾，出現的不是大地主積極用聚集的財富去發展生產，而是藉着各種天災人禍變本加勵地去放高利貸。高利貸不滿足，再向着直接奪走被剝削者一切，包括你的身體、生命、家庭甚至子孫後代、道德榮辱的奴隸制轉化。資產階級也不會高尚到哪裡去，一樣會向着高利貸、奴隸制退回去。
財富的聚集不能自發地去發展生產，需要引導，這就是政權的責任了。變法，從根本上就是緩和矛盾，同時發展生產，破除面臨到的這一個瓶頸。
徐平所說不是離經叛道，實際上一兩千年來，面臨社會矛盾激烈時，政權爲了自救所採取的手段都是抑兼併、均貧富。歷史書上說這是統治階級的侷限性，只能夠採取妥協的辦法來苟延殘喘，但徐平兩世爲人，實在沒有見過徹底解決成功的例子。他只見過這樣成功和失敗的例子，而沒有見過不這樣做成功的例子。
與以前不同的是，徐平擺明了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帶來的剩餘之物產生了階級，產生了剝削，生產與剝削一起相互作用出現了矛盾。剝削換一種說法，說不勞而獲，這個年代的人就清楚了。當然，剝削者會說，我操縱價格，放高利貸收租收息，有時還要圖謀別人家裡的女兒小娘子，一樣是勞心勞力。必須講清楚，勞動指的是生產勞動，不是費了腦出了力都是勞動。球員參加比賽爲觀衆提供了娛樂是勞動，你自己去打球玩，鍛鍊身體，就不是勞動。勞動不是看你出了多少力，費了多少心思，而是看你直接或者間接生產了什麼。
對於均貧富、抑兼併趙禎並不陌生，但把這些深入到意識形態，從感性變成理性，一時還不能夠融會貫通。只能讓吳育一一先記錄下來，只怕接下來的日子，會有一場涉及到衆多官員的大爭論。爭論是好事，思想統一了，纔好做大事。
吳育記錄完畢，徐平捧笏：“臣之三策，第一策是抑，第二策是奪。”
趙禎的目光一下子變得犀利起來，身子猛地繃直，面容嚴肅，看着徐平。
官不與民爭利，徐平這一個奪字出口，天章閣裡的氣氛就變得緊張起來。
徐平神色不變，捧笏道：“所謂奪，是要把天下的剩餘之物，從勢力人家的手裡奪過來。奪不是去搶勢力人家的東西，也不是去搶他們的錢財，甚至朝廷做得好了，最後他們也能夠得利。奪，就是在力耕之家產出的剩餘之物中，朝廷多拿一些，勢力人家少拿一些。”
見趙禎還是神色嚴肅，徐平接着道：“迂闊之人，在講天下兼併過烈，小民難以存活的時候，總是說天下道德不修，壞人過多，以致如此。臣以爲不然。天下之事，豈能歸於人心好壞？歸於人心好壞，則天下一切亂政，都只要朝廷修道德，行教化。數千年來，可有真地憑教化而解天下危機存亡的？有不勞而獲、少取多予者，天下難爲就不可免。真正不勞而獲的壞人，就爲寇盜，繩之以法可也。尚有依朝廷法度，不勞而獲者，如兼併收租放貸收息之類。縱然如此做的是大善人，收租取息也同樣是天下之財聚於其手中，一日甚於一日。土地產出仍是那麼多，而地租不減，放貸之利息越來越高，高出來的利息從哪裡來？還是從力耕小民的身上來。最早僱人耕種收地租，放貸取利息，無非是與朝廷分小民的剩餘之物。等到地租越收越多，利息越來越高，取的就不只是剩餘之物，而是小民的生存和生產之物。取小民的生存之物，則難以存活，流離失所，凍餓而死是也。取小民的生產之物，則田土不耕，遍地荒蕪是也。故與勢力之家奪天下剩餘之物，不是搶其財產，而是要給小民以存活，耕田土而治生產也。臣所謂奪，是天下剩餘之物要到朝廷手中。”
聽到這裡，趙禎的臉色才緩和下來。徐平說的奪，其實宋朝一直在做，鄉間的五等戶制即是，城廂除分戶等制外，還有無所不在的官營，然後令人指射，官府從中分工商業的利潤。這些手段，都是在從勢力之家手中奪取社會生產的剩餘。
農業生產的剩餘通過地租和利息到了剝削者手中，工業生產的剩餘通過佔有勞動者的剩餘價者加上金融手段集中到剝削者手中，哪怕地主和資本家各個都是大善人，這種趨勢也不會逆轉。終有一天，剝削者侵佔的就不再是剩餘，而是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整個社會的危機必然會產生。更不要說，從剝削者中找善人實在不容易，要讓他們變成善人就更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當把剝削認爲是天經地義，被剝削者做牛做馬，不但不會讓剝削者知足，反而會變本加厲。把社會分階層，把人分等，只是溫和手段，最後終將會退化到奴隸社會，從佔有被剝削者的財產，到完全佔有被剝削者的人，他們的一切。危機一旦到了剝削者開始向生存資料和生產資料下手的時候，如果政權不進行調整，會突然惡化，因爲此時剝削者相互之間的爭奪會變得激烈，壓迫和剝削更加窮兇極惡。
政權出現，就是要改變這種社會退化的趨勢，在危機來臨的時候，進行調整。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攤開來說，就是剝削的手段和促進社會生產擴大的各種因素。生產力越發展，社會生產便就擴大，剝削手段開始從全部佔有奴隸的一切，變成了通過地租和利息。進入工業社會，變成了佔有剩餘價值和使用金融手段。這是生產力決定了生產關係。而剝削者把社會生產的成果大部攫取到自己手中，最終開始吞噬生存和生產資料，生產關係就開始起反作用力了。不進則退，沒有革命和調和，退到奴隸社會也屬正常。
如果認爲政權沒有調和性，則這種矛盾衝突最終是要通過暴力革命來解決。如果承認政權有調和性，則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變法和改革。
宋朝在巨大的財政壓力之下，對社會上剝削者中的最大多數，即勢力人家，一直進行着抑和奪。不然，爲了養軍的龐大費用，整個社會早就民不聊生了。宋朝的問題是抑和奪之後，官方收了這些錢上來，沒有用於生產和生活，而是用在了養軍上面。養軍幾乎對生產沒有幫助，軍隊又不能真正保家衛國，更加不能開疆拓土，這些財富相當於白白扔掉了。
消費可以拉動經濟增長，那並不是絕對的。財富越集中，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就越小。從奴隸主到莊園主，社會財富高度集中，社會前進的腳步緩慢無比。
隨着西北党項的覆滅，對契丹的勝利，宋朝的生存壓力已經變小。而隨着三司場務帶起來的生產大發展，社會的財富在增加，講起來，現在應該是一個壓力較小的時刻。
如果徐平不進行改革，把省下來的錢和增加的財富引導到正確的方向去，接下來就會出現一場全民大狂歡。財政壓力減小，官營的很多產業再沒必要，會開放到社會上去，自然大多會流入勢力人家。
一方面是徐平靠着兩世知識指導着生產力突飛猛進，一面是接收了官營場務酒樓商鋪的勢力人家剝削能力大增，剝削烈度提高。當生產力前進跟不上剝削烈度的加深時，空前的社會危機即將到來。那個時候的徐平可能已經垂暮之年，也可能已經故去，危機將會算到他的頭上。這一世的辛苦操勞，爲了天下和百姓的付出，換來的可能是身後罵名。
在社會危機之下，最大的可能是自己正確的做法被廢棄，自己摒棄的錯誤做法被撿起來認爲是正確的，並依此指責自己這個禍國奸臣。天下再次陷入治亂循環，自己也成爲了大奸佞，與趙禎的關係，一起長大的李璋，諸般種種，都會用來證明自己就是個佞臣。
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人的身後名，哪裡是那麼容易的。不管是革命者還是改革者，本就是一個很容易被得利者推出來背鍋的角色。商鞅如是，王安石如是，只要一個不小心，徐平自己也將如是。
爲什麼在改革之前，徐平要把這些道理跟趙禎講得清楚明白？不但是要在意識形態上獲得他的認同，能夠得到堅定的支持，也是把話說在前面。爲什麼這麼做，這麼做了有什麼後果，不這麼做有什麼後果。哪怕不顧及自己的身後名，不顧家族的興衰，還要顧及天下以後要發展，天下百姓不再受苦。
一個人活着，到了徐平這個地步，再去天天想自己賺多少錢，留給後代多少財富，這人做得就太沒意思了。不如就此歸隱田園，過自己的小日子好了。做皇帝，做宰相，都是要心懷天下的。沒有這份胸懷，何必來坐這個位子？徐平又不差這點俸祿，憑着他現在的功勞也足以榮耀一世。接了詔旨，來做這個宰相了，就要給世間一個比較長久的太平。
宰相稱拜，而非是任，是因爲這個職位是官之極任，甚至超脫出了官的範圍。任官你堅辭不去，是要受懲罰的，但是宰相拜而不受，則是允許的。不想幹，是可以不幹的，這是宰相與一般官員不一樣的地方。既然你不想幹就可以不幹，那麼幹了，當然就接受與一般官員不一樣的要求。官員治事有功，宰相是不可以用治事之功來評價的，對於宰相的評價是天下治還是亂。你能幹不能幹，沒人看你的能力如何，只看天下治理得如何。
天下大事，無論文武，宰相事無不統。這個權力在你這裡，就要當這個責任，不能還像一般的官員那樣。徐平前世對宰相的職責認識不清，認爲只是最大的官，其實是不正確的。相之所以爲相，甚至地位崇高時加上一個字，稱爲相國，因爲這是國家真正的治理者。
統治者是皇帝，治理者爲宰相，這並不是其他官員那樣垂直的上下級關係。在所有的官員之中，只要具有了宰相的這個身份，就超脫出了官員。御史大夫、大將軍，只要真地有了實任，也是相的一員。只是現在有樞密使，而無真御史而已。
所以此時的宰相，實際上晏殊、徐平和呂夷簡三人。整個宰執集團，還要加上各位參知政事、樞密副使，這些人一起，行使的就是秦漢時丞相的職責。而臺諫集團，則是秦漢時的御史大夫，同樣是宰相之一員。臺諫對宰執的牽制，是從職責上來的，而不是官員之間的勾心鬥角和相互牽制，這就是這個時候的政治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