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商人，更爲是時活躍的階級。交換的事情多了，居間的商人隨之而增多，這是勢所必至的。商業的性質，是最自利的。依據它的原理，必須以最低的價格（只要你肯賣）買進，最高的價格（只要你肯買）賣出。於是生產者，消費者同受剝削，而居間的商人獨肥。
（五）盈天地之間者皆物，本說不出什麼是我的，什麼是你的。所以分爲我的，你的，乃因知道勞力的可貴，我花了勞力在上面的東西，就不肯白送給你。於是東西和東西，東西和勞力，勞力和勞力，都可以交換。於是發生了工資，發生了利息。
在封建制度的初期，封君雖然霸佔了許多財產，還頗能盡救濟的責任，到後來，便要藉此以博取利息了。孟子述晏子的話，說古代的巡狩，“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梁惠王下篇》）。而《戰國策》載馮煖爲孟嘗君收債，盡焚其券以市義，就顯示著這一個轉變。較早的時代，只有封君是有錢的，所以也只有封君放債。後來私人有錢的漸多，困窮的亦漸衆，自然放債取利的行爲，漸漸的普遍了。
（六）在這時代，又有促進交易和放債的工具發生，是爲貨幣的進步（別見《貨幣篇》）。貨幣愈進步，則其爲用愈普遍，於是交易活潑，儲蓄便利，就更增進人的貪慾（物過多則無用，所以在實物經濟時代，往往有肯以之施濟的。貨幣既興，此物可以轉變爲他物，儲蓄的亦只要儲蓄其價值，就不容易覺得其過剩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就發生下列三種人：
（一）大地主。其中又分爲（甲）田連阡陌及（乙）擅山澤之利的兩種人。
（二）大工商家。古代的工業家，大抵自行販賣，所以古人統稱爲商人。然從理論上剖析之，實包括工業家在內，如漢時所稱之“鹽鐵”（謂製鹽和鼓鑄鐵器的人）。其營業，即是側重在製造方面的。
（三）子錢家。這是專以放債取息爲營業的。
要知道這時代的經濟情形，最好是看《史記》的《貨殖列傳》。然《貨殖列傳》所載的，只是當時的大富豪。至於富力較遜，而性質相同的（小地主、小工商及小的高利貸者）那就書不勝書了。
精神現象，總是隨着生活環境而變遷的。人，是獨力很難自立的，所以能彀生存，無非是靠著互助。家族制度盛行，業已把人分成五口八口的一個個的小單位。交易制度，普遍的代替了分配、互助之道，必以互相剝削之方法行之，遂更使人們的對立尖銳。
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要獲得一個立足之地甚難，而要墮落下去則甚易。即使獲得了一個立足之地，亦是非用強力，不易保持的。人們遂都汲汲皇皇，不可終日。董仲舒說：“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史記·貨殖列傳》有一段，剖析當時所謂賢士、隱士、廉吏、廉賈、壯士、遊俠、妓女、政客、打獵、賭博、方技，犯法的吏士、農、工、商賈，各種人的用心，斷言他的內容，無一而非爲利。
而又總結之曰：“此有智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韓非子》說：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無飢寒疾病禍罪之殃，而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征斂於富人，以佈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顯學篇》）。
話似近情，然不知無豐年旁入之利，無飢寒疾病禍罪之殃的條件，成立甚難；而且侈惰亦是社會環境養成的。誰之罪？而獨嚴切的責備不幸的人，這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的精神，竟不像是同一種動物發出來的了。人心大變。此即所謂亂世。
孔子所謂小康之世，大約從有史時代就開始的。因爲我們有確實的歷史，始於炎黃之際，已經是一個干戈擾攘的世界了。至於亂世，其機緘，亦是早就潛伏的，而其大盛，則當在東周之後。因爲封建制度，是自此以後，才大崩潰的（封建制度的崩潰不是什麼單純的政治作用，實在是社會文化進步，而後政治作用隨之的，已見第三章。新文化的進步，就是舊組織的崩潰）。
然在東周以後，社會的舊組織，雖已崩潰，而人們心上，還都覺得這新成立的秩序爲不安；認爲他是變態，當有以矯正之。於是有兩漢時代不斷的社會改革運動。醞釀久之，到底有新室的大改革。這大改革失敗了，人們才承認社會組織的不良，爲與生俱來，無可如何之事，把病態認爲常態了。所以我說小康的一期，當終於新室之末。
漢代人的議論，我們要是肯細看，便可覺得他和後世的議論，絕不相同。後世的議論，都是把社會組織的缺陷，認爲無可如何的事，至多隻能去其太甚。漢代人的議論，則總是想徹底改革的。這個，只要看最著名的賈誼、董仲舒的議論，便可見得。若能細讀《漢書》的《王貢兩龔鮑》和《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就更可明白了。
但他們有一個通蔽，就是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兩個對立的階級。不知領導被壓迫階級，以圖革命，而專想借壓迫階級之力，以進行社會改革。他們誤以爲治者階級，便是代表全社會的正義的。而不知道這只是治者階級中的最少數。
實際，政治上的治者階級，便是經濟上的壓迫階級，總是想榨取被治階級（即經濟上的被壓迫階級）以牟利的。治者階級中最上層的少數人，只是立於兩者之間，使此兩階級得以保持一個均衡，而實際上還是偏於治者一方面些。要想以他爲發力機，鼓動了多數治者，爲被治者謀幸福，真是緣木求魚，在理論上決不容有這回事。理所可有，而不能實現之事多矣，理所必無，而能僥倖成功之事，未之前聞。這種錯誤，固然是時代爲之，怪不得古人。然而不能有成之事，總是不能有成，則社會科學上的定律，和自然科學上的定律，一樣固定，決不會有例外。
在東周之世，社會上即已發生兩種思潮：一是儒家，主張平均地權，其具體辦法，是恢復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張節制資本，其具體辦法，是（甲）大事業官營；（乙）大商業和民間的借貸，亦由公家加以干涉（見《管子·輕重》各篇）。漢代還是如此。漢代儒家的宗旨，也是要恢復井田的。因爲事不易行，所以讓步到“限民名田”。其議發於董仲舒。
哀帝時，師丹輔政，業已定有辦法，因爲權戚所阻撓，未能實行。法家的主張，桑弘羊曾行之。其最重要的政策，是鹽鐵官賣及均輸。均輸是官營商業。令各地方，把商人所販的出口貨做貢賦，官販賣之於別地方。
弘羊的理論，略見《鹽鐵論》中。著《鹽鐵論》的桓寬，是反對桑弘羊的（《鹽鐵論》乃昭帝時弘羊和賢良文學辯論的話，桓寬把他整理記錄下來的。賢良文學都是治儒家之學的。弘羊則是法家，桓寬亦信儒家之學），其記錄，未必會有利於弘羊，然而我們看其所記弘羊的話，仍覺得光焰萬丈，可知歷來以弘羊爲言利之臣，專趨承武帝之意，替他蒐括，實在是錯誤的。但弘羊雖有此種抱負，其籌款的目的是達到了，矯正社會經濟的目的，則並未達到。
漢朝所實行的政策，如減輕田租，重農抑商等，更其無實效可見了。直到漢末，王莽出來，才綜合儒法兩家的主張行一斷然的大改革。
在中國經學史中，有一重公案，便是所謂今古文之爭。今古文之爭，固然自有其學術上的理由，然和政治的關係亦絕大。提倡古文學的劉歆、王莽，都是和政治很有關係的人。我們向來不大明白他們的理由，現在卻全明白了。王莽是主張改革經濟制度的人。他的改革，且要兼及於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方面。今文經是隻有平均地權的學說，而無節制資本的學說的。這時候，社會崇古的風氣正盛。欲有所作爲，不得不求其根據於古書。王莽要兼行節制資本的政策自不得不有取於古文經了。這是旁文。我們現在且看王莽所行的政策：
（一）他把天下的田，都名爲王田（猶今言國有），奴婢名爲私屬；都不得賣買，男口不盈八，而由過一井的，分餘田與九族鄉黨。
（二）設立六筦之制：（甲）鹽，（乙）酒，（丙）鐵，（丁）山澤，（戊）五均賒貸，（己）鐵布銅冶。其中五均賒貸一項，是控制商業及借貸的。餘五項，系將廣義的農業和工業，收歸官營。
（三）五均，《漢書·食貨志注》引鄧展，謂其出於河間獻王所傳的《樂語》、《樂元語》。臣瓚引其文雲：“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這是古代的官營商業。其爲事實或法家的學說未可知，而要爲王莽的政策所本。
王莽的制度：是改長安東西市令，又於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處，都設司市師。師是長官之意。各以四時仲月（二、五、八、十一月），定該區中貨物的平價。貨物實繫有用而滯銷的，照他的本錢買進。物價騰貴，超過平價一錢時（漢時錢價貴，故超過一錢，即爲騰貴），則照平價出賣。又在司市師之下，設泉府丞（丞是副官的意思），經營各種事業的人，都要收稅，名之爲貢（其額按純利十分之一）。泉府收了這一筆貢，用以借給睏乏的人。因喪祭等事而借的，只還本，不取息，藉以營利的，取年息十分之一。
王莽的變法，成功的希望是不會有的，其理由已述於前。固然，王莽的行政手段很拙劣，但這只是枝節。即使手段很高強，亦不會有成功的希望。因爲根本上鑄定要失敗的事，決不是靠手段補救得來的。但是王莽的失敗，不是王莽一個人的失敗，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失敗。
因爲王莽所行，並不是王莽一個人的意見，乃是先秦以來言社會改革者公共的意見。王莽只是集此等意見的大成。經過這一次改革失敗之後，人遂羣認根本改革爲不可能，想把亂世逆挽之而至於小康的思想，從此告終了。中國的社會改革運動，至此遂告長期的停頓。
雖然在停頓時期，枝節的改革，總還不能沒有的。今亦略述其事如下：
當這時代，最可紀念的，是平和的、不徹底的平均地權運動。激烈的井田政策既經絕望，平和的限民名田政策還不能行，於是又有一種議論，說平均地權之策，當行之於大亂之後，地廣人稀，土田無主之日。
於是有晉朝的戶調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調法。這三法的要點是：（一）因年齡、屬性之別，以定受田的多少。（二）在北魏的均田令中，有露田和桑田的區別。唐朝則名爲口分田和世業田。桑田和世業田，是可以傳世的，露田和口分田，則受之於官，仍要還之於官。（三）唐制又有寬狹鄉之別。田畝之數，足以照法令授與的爲寬鄉，不足的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四）有餘田的鄉，是要以給比連之鄉的。州縣亦是如此。（五）徙鄉和貧無以葬的人，得賣世業田。自狹鄉徙寬鄉的，得並賣口分田（口分田非其所有，無可賣之理。這該是獎勵人民從狹鄉遷到寬鄉去的意思。法律上的解釋，等於官收其田而賣卻之，而將賣田所得之款，發給爲獎勵費。許其自賣，只是手續簡便些罷了）。（六）雖然如此，世業田仍有其一定製限，買進的不得超過此限度，在最小限度以內，亦不得再賣卻。
統觀三法，立法之意，是不奪其私有之田，無田者則由官給，希冀減少反抗，以漸平均地權，其立法之意誠甚善。然其實行至何程度，則殊可疑（晉法定後，天下旋亂，曾否實行，論者甚至有懷疑的。北魏及唐，曾實行至何程度，歷史上亦無明確的記載），即使實行了，而人總是有緩急的；緩急的時候，不能不希望通融，在私產製度之下，誰肯白借給你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