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則像漢朝，不但無畜馬之禁，且有馬復令者（有車騎馬1匹者，復卒3人，見《食貨志》），民間的畜牧，自然要興盛了。但這隻能藏富於民，大規模的畜牧，還是要在邊地加以提倡的。《遼史·食貨志》述太祖時畜牧之盛，“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鶻軍萬餘匹不加少”。又說：“自太宗及興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羣，羣不下千匹。”此等盛況，各個北族盛時，怕都是這樣的，不過不能都有翔實的記載罷了。
此其緣由：（一）由於天時地利的適宜。（二）亦由其地尚未開闢，可充牧場之地較多。分業應根據地理。蒙、新、青、藏之地，在前代或系域外，今則都在邦域之中，如何設法振興，不可不極端努力了。
漁稅，歷代視之不甚重要，所以正史中關於漁業的記載亦較少。然古代庶人，實以魚鱉爲常食（見第十三章）。《史記·貨殖列傳》說：太公封於齊，地潟鹵，人民寡，太公實以通魚鹽爲致富的一策。這或是後來人的託辭，然春秋戰國時，齊國漁業的興盛，則可想見了。《左氏》昭公三年，晏子說陳氏厚施於國，“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謂不封禁或收其稅。漢耿壽昌爲大司農，增加海租三倍（見《漢書·食貨志》）。
可見緣海河川，漁業皆自古即盛。此等盛況，蓋歷代皆然。不過“業漁者類爲窮海、荒島、河上、澤畔居民，任其自然爲生。內地池畜魚類，一池一沼，只供文人學士之倘佯，爲詩酒閒談之助。所以自秦漢至明，無興革可言，亦無記述可見”罷了（採李士豪屈若搴《中國漁業史》說，商務印書館本）。然合沿海及河湖計之，賴此爲生的，何止千萬？組織漁業公司，以新法捕魚，並團結漁民，加以指導保護等，均起於清季。國民政府對此尤爲注意。並曾豁免漁稅、然成效尚未大著。領海之內，時時受人侵漁。二十六年，中日戰事起後，沿海多遭封鎖，漁場受侵奪，漁業遭破壞的尤多。
狹義的農業，但指種植而言。廣義的，則凡一切取得物質的方法，都包括在內，礦業，無疑的也是廣義農業的一部分了。《管子·地數篇》說：“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我們據此，還可想見礦業初興，所採取的，只是流露地表的自然金屬。
然《管子》又說：“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榮即今所謂礦苗，則作《管子》書時，已知道察勘礦苗之法了。
近代機器發明以來，煤和鐵同爲生產的重要因素。在前世，則鐵較重於煤。至古代，因爲技術所限，銅尤要於鐵。然在古代，銅的使用，除造兵器以外，多以造寶鼎等作爲玩好奢侈之品，所以《淮南子·本經篇》說：“衰世鐫山石，鍥金玉，擿蚌蜃，銷銅鐵，而萬物不滋。”將銅鐵和金玉、蚌蜃（謂採珠）同視。然社會進化，鐵器遂日形重要。《左氏》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可見是時的兵器，還以南方爲利。
兵器在後漢以前，多數是用銅造的（參看《日知錄·銅》條）。然鹽鐵，《管子》書已並視爲國家重要的財源（見第八章），而《漢書·地理志》說，江南之俗，還是“火耕水耨”。可見南方的農業，遠不如北方的發達。
古代礦業的發明，一定是南先於北。所以蚩尤屍作兵之名。然到後來，南方的文明程度，轉落北方之後，則實以農業進步遲速之故。南方善造銅兵，北方重視鐵鑄的農器，正可爲其代表。管子雖有鹽鐵國營之議，然鐵礦和冶鑄，仍入私人之手。
只看漢世所謂“鹽鐵”者（此所謂鹽鐵，指經營鹽鐵事業的人而言），聲勢極盛，而自先秦時代殘留下來的鹽官、鐵官，則奄奄無生氣可知。後世也還是如此。國家自己開的礦是很少的。民間所開，大抵以金屬之礦爲多。採珠南海有之。玉多來自西域。
工業：在古代，簡單的是人人能做的。其較繁難的，則有專司其事的人。此等人，大抵由於性之所近，有特別的技巧。後來承襲的人，則或由社會地位關係，或由其性之所近。《考工記》所謂“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此等專門技術，各部族的門類，各有不同。
在這一部族，是普通的事，人人會做的，在別一部族，可以成爲專門之技。所以《考工記》說：“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謂無此物之人）又說：“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言非無鎛其物），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說亦同。此等規模，該是古代公產部族，相傳下來的。後世的國家沿襲之，則爲工官。
《考工記》的工官有兩種：一種稱某人，一種稱某氏。稱某人的，當是技術傳習，不以氏族爲限的，稱某氏的則不然。工用高曾之規矩，古人傳爲美談。
此由（一）古人生活恬淡，不甚喜矜奇鬥巧。（二）又古代社會，範圍窄狹，一切知識技能，得之於並時觀摩者少，得之於先世遺留者多，所以崇古之情，特別深厚。（三）到公產社會專司一事的人，變成國家的工官，則工業成爲政治的一部分。政治不能廢督責，督責只能以舊式爲標準。司製造的人，遂事事依照程式，以求免過（《禮記·月令》說：“物勒工名，以考其成。”《中庸》說：“日省月試，餼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可見古代對於工業督責之嚴）。（四）封建時代，人的生活是有等級的，也是有軌範的。競造新奇之物，此兩者均將被破壞。所以《禮記·月令》說：“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荀子·王制》說：“雕琢文采，不敢造於家。”而《禮記·王制》竟說：“作奇技奇器以疑衆者殺。”
此等制度，後人必將議其阻礙工業的進步，然在保障生活的軌範，使有權力和財力的人，不能任意享用，而使其餘的人，（甲）看了起不平之念；（乙）或者不顧財力，互相追逐，致以社會之生活程度衡之，不免流於奢侈，是有相當價值的，亦不可以不知道。即謂專就技巧方面立論，此等制度阻礙進步也是冤枉的。爲什麼呢？
社會的組織，暗中日日變遷，而人所設立的機關，不能與之相應，有用的逐漸變爲無用，而逐漸破壞。這在各方面皆然，工官自亦非例外。（一）社會的情形變化了，而工官未曾擴充，則所造之物，或不足以給民用。（二）又或民間已發明新器，而工官則仍守舊規，則私家之業漸盛。（三）又封建制度破壞，被滅之國，被亡之家，所設立之機關，或隨其國家之滅亡而被廢，技術人員也流落了。如此，古代的工官制度，就破壞無餘了。
《史記·貨殖列傳》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漢書·地理志》所載，至漢代尚存的工官，寥寥無幾；都代表這一事實。《漢書·宣帝紀贊》，稱讚他“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技巧工匠，自元成間鮮能及之”。陳壽《上諸葛氏集表》，亦稱其“工械技巧，物究其極”（《三國蜀志·諸葛亮傳》），實在只是一部分官制官用之物罷了，和廣大的社會工業的進退，是沒有關係的。
世人每舉歷史上幾個特別智巧的人，幾件特別奇異之器，指爲工業的進化，其實是不相干的。公輸子能削竹木以爲鵲，飛之三日不下（見《墨子·魯問篇》、《淮南子·齊俗訓》），這自然是瞎說，《論衡·儒增篇》，業經駁斥他了。然如後漢的張衡、曹魏的馬鈞、南齊的祖沖之、元朝的郭守敬（馬鈞事見《三國魏志·杜夔傳》《注》，餘皆見各史本傳），則其事蹟決不是瞎說的。他們所發明的東西安在呢？崇古的人說：“失傳了。這只是後人的不克負荷，並非中國人的智巧，不及他國人。”喜新的人不服，用滑稽的語調說道：“我將來學問夠了，要做一部中國學術失傳史。”（見從前北京大學所出的《新潮雜誌》）其實都不是這一回事。
一種工藝的發達，是有其社會條件的。指南針，世界公認是中國人發明的。古代曾用以駕車，現在爲什麼沒有？還有那且走且測量路線長短的記裡鼓車，又到什麼地方去了？諸葛亮改良連弩，馬鈞說：我還可以再改良，後來卻不曾實行，連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不久也失傳了。假使不在征戰之世，諸葛亮的心思，也未必用之於連弩。假使當時魏蜀的爭戰，再劇烈些，別方面的勢力，再均平些，竟要靠連弩以決勝負，魏國也未必有馬鈞而不用。假使魏晉以後，在商業上，有運巴蜀之粟，以給關中的必要，木牛流馬，自然會大量製造，成爲社會上的交通用具的。不然，誰會來保存它？
同理：一時代著名的器物，如明朝宣德、成化，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的瓷器，爲什麼現在沒有了？這都是工業發達的社會條件。
還有技術方面，也不是能單獨發達的。一器之成，必有互相連帶的事物。如公輸子以竹木爲難，飛之三日，固然是瞎說。王莽時用兵，募有奇技的人。有人自言能飛。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飛數百步而墜（見《漢書·王莽傳》），卻決不是瞎說的，其人亦不可謂之不巧。假使生在現在，斷不能謂其不能發明飛機。然在當日，現今飛機上所用種種機械，一些沒有，自然不能憑空造成飛行器具。
所以社會條件不備具；技術的發展，而不依着一定的順序；發明是不會憑空出現的。即使出現了，也只等於曇花一現。以爲只要消費自由，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工藝自然會不斷的進步，只是一個淺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