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有根本性的不同，自然經濟是內斂的，穩定下來之後總是趨向於保守。而商品經濟的本性就是要擴張，生產、交換、獲得利潤之後擴大再生產，產出的產品越來越多，需求的市場自然也就越來越大。
徐平在邕州建的蔗糖務其實就有這個性質，剛開始主要輸送到內地市場，利潤也大量留在了內地，大家還不覺得。當內地市場的擴張速度一慢下來，龐籍到那裡接手之後立即把市場擴大的方向轉向了海洋。不是龐籍心裡想這樣做，是蔗糖務的性質逼着他不得不這樣做。在陸地上不斷開墾合適種甘蔗的土地，產出越來越多的糖，自然也就需要越來越廣闊的市場。南洋商路，正是蔗糖務擴張的方向。從這一點上說，占城沒有以前交趾那麼好命，交趾如果老老實實，其實還是很安全的，而占城堵住了蔗糖的商路，必須被打掉。
蔗糖務看起來跟以前魏晉時代的莊園有些相像，其實完全不同。自然經濟的莊園是自給自足的，而蔗糖務這種商品經濟下的莊園則完全沒有自給自足的能力，必把產出來的白糖賣出去，把需要的糧食和各種消費品買回來。這種差別，決定了他們一個保守，一個天然傾向擴張。這種差別，正是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劃時代的不同。
在廣南建立這種莊園，徐平並不擔心他們會生出獨立意識，如同前世歷史上的美國一樣發生南北戰爭，因爲兩者有根本不同。不管邕州的蔗糖務也好，以後會產生的類似莊園也罷，他們最主要的市場，最主要的商品來源地，都是中原。中原是他們的根基。那些莊園制的經濟實體只是中原的大樹伸出去的枝枝杈杈，離了中原，他們也就沒有了生存的土壤。而美國南方的大種植園主，最大的市場在歐洲，最大的商品來源地也在歐洲，從經濟上說與歐洲是一體的，這纔是南方要獨立的根源，是他們的經濟基礎。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存在會決定社會意識，只要有大統一的經濟市場這個經濟基礎在，並不需要擔心南方會生心有異志的莊園主，這是商品經濟的邏輯。
邕諒路的蔗糖務在尋找自己的新市場，矛頭已經對準了占城，吞併那裡徹底控制南洋商路只是時間問題。現在的形勢與徐平在邕州的時候有根本性的不同，那時徐平並沒有吞併交趾的主通能動性，蔗糖務的發展方向還在向着國內，他只是被動應對。現在蔗糖務的根基已經移到諒州以南了，向南發展已經成了本能。
蔗糖務向南，徐平也需要開拓新的棉布和舊有的絲帛產業的市場，這是他特別關心高麗和日本商路的原因。沒有辦法，東南亞那裡太熱，土著又太窮，穿衣服對他們是可有可無的事情，紡織品的市場開拓起來實在有些困難。除非南洋商路通到了歐洲，纔會找到紡織品的大市場，這就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的事情了，遠水解不了近渴。
與王文交談，徐平也瞭解了現在東北亞一帶的形勢。在那裡契丹的勢力強過大宋，不過契丹終究同樣是蠻夷，高麗要臣服有心理障礙。現在的高麗是事實中立，兩方面都不得罪，但在文化上，還是偏向於大宋的。在開封的國子監念過書的賓貢生，特別是那些被賜進士出身的，回到高麗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最少也能做到中原的六部長貳之類的職事。王家更是高麗國內數一數二的實權家族，族裡一直有人擔任着類似大宋宰執一類的職事。至於留在中原任官的王彬，人家是憑自己真本事考的進士，又不是被賜進士的賓貢生，當然不屑於再回到那鳥不拉屎的地方當官。現在是高麗王家的臉面，比在高麗當了宰相還光彩。
旁邊的日本與高麗的情況不同，自五代時起便就開始閉關鎖國，國內的形勢也不是特別穩定，生怕被中原政權影響政局不穩，嚴禁海商往來。跟高麗倒是沒有跟大宋隔絕得這麼嚴格，商路一直是通的，只是規模也不太大。現在漢人跑到日本海路的，要麼就是假冒高麗人的名義，要麼乾脆就在日本找幾個女人，再建一個家，算是日本人。
問清楚了這些，徐平對王文道：“高麗到底是人口稀少，你們就是運棉布棉衣到那裡去賣，只怕也賣不了多少。以後做得大了，終究是不便。”
王文笑道：“都漕這話說得過了，高麗再小，也有中原數州之地，數十萬民戶。西京城裡能有多少棉布棉衣，能讓高麗人買不過來！”
徐平微微一笑：“數十萬人戶，又有多少人買得起呢？以中原之富庶，京西路還不能做到人人穿得起棉衣，高麗只怕差得更遠。至於西京城裡有多少棉布棉衣，明天我讓人帶你到貨場裡看一看，多了不敢說，讓高麗全國一人有幾件衣服還是夠的。”
王文一愣，怔怔地好一會不說話，最後才臉不信地道：“洛陽也不過一座城池，怎麼可能有那麼多布匹？我們高麗也有幾十萬人啊——”
黃金彪不耐煩地敲了敲桌子：“我就說你一個蠻夷眼皮子淺，幾十萬人很多嗎？開封府一兩百萬人戶呢！不說都城，就說我們邕州，那也是有幾十萬人戶，那還是邊疆之地呢！”
王文吃了一驚：“就連邕州那邊鄙之地也有幾十萬人？不要誆我！”
“都漕官人便在這裡，你問一問，當時括土爲丁，有多少人？”
徐平笑着道：“這一點黃金彪沒有多說，邕州確實有幾十萬人戶的。當時括土爲丁，土人就有二三十萬戶，加上幾個縣的編戶，再加上蔗糖務，還真未必比高麗的人戶少了。”
徐平在嶺南時候的邕州可比後世的南寧大市多了，幾乎相當於大半個後來的廣西。這個年代高麗那種高緯度地區適合種植的作物不多，天氣又寒冷，遠比不了邕州的人口承載能力，人口跟邕州差不多是很正常的事情。
王文有些泄氣：“好吧，高麗偏遠小邦，人戶稀少，自然不能跟中原的繁華富庶比。不過再小也有生意做，聽都漕官人的意思，莫非是嫌高麗地瘠人貧，看不上那裡的交易？”
徐平擺了擺手：“我哪有那個意思，若是真那麼想，也就不會關照處處給你方便了。我說的是，要做大生意，高麗終究還是顯得小了，能掙的財貨有限。我聽人說日本國土地比高麗多得多，人戶也多得多，生意做到那裡，纔有大利息！”
王文搖了搖頭：“都漕官人不知，日本國那裡的生意不好做，他們防外人防得厲害。跟高麗通商路是因這來往貨物不多，一旦多了，想方設法把商路斷了也說不定。”
聽了此話，徐平關切地問道：“哦，真防得這麼厲害嗎？我也聽說日本國禁海商，不過也沒完全斷絕，只是讓三年通大宋海商一次，最近聽說最多的有一年去四次的。只是那裡管得太嚴，不許民間私商，海商到了那裡都要把貨物讓他們官府統一發賣。”
“都漕官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日本國的人自然是喜歡中原貨物的，如他們那裡也產絲綢，而且品相也還不錯，歷年都有賣到我們高麗的。但是官員貴人，但凡有一點身份的，都要穿中原賣過去的絲綢，就連有錢人家的侍女都要這樣纔有身份。日本國產的紙我看在中原也有些名氣，不少地方還當成寶物。但他們那裡不同，筆墨紙硯都要用中原運過去的，不然就被人瞧不起。小可說這些，意思是那裡想買大宋貨物人自然是有，但是官府卻管得嚴，一旦多了，便就想方設法禁斷。大宋這裡的海商，總有人找各種藉口，比如說是在海上遇了風暴，飄到日本國去，想用這種說法做交易。遇到這種商人，日本國多是不許下船，連貨物帶人一起遣送走了事。他們做生意，一旦做大了便各種猜忌。”
這些海上的事，徐平僅從這個年代中原人的口中打聽，總是瞭解得不清楚。實際上這個時候，大宋對日本的政治形勢都瞭解得不清楚，也沒有了解渠道。
聽了王文的話，徐平不由問道：“他們既然喜歡中原貨物，爲何還防得這麼厲害？”
“現在的日本國，雖然也有國王，但大權卻不在國王的手裡。他們國裡有一個姓藤原的望族——官人，日本國的人都是這種姓，多是兩個字。這藤原家是外戚，一般國王的生母都是他們家的人。藤原家把持着國政，在國王幼小的時候，稱爲‘攝政’，即代國王處理國事。等到國王成年，便就改任‘關白’——這‘關白’也是他們國裡的職事，實權尤重於大宋的宰相，可以說國事事無不統。所以這藤原家，往往被稱爲‘攝關’，是事實上掌管日本國的，他們的國王反而只是個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