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趙禎終於還是把這句話說了出來。“錢糧雖然確實是國本所在，但治理天下，終究還是以仁義爲重。仁義行，天下自治。”
徐平習慣性地去摸腰間的笏，卻摸了空。纔想起進天章閣的時候，趙禎特意吩咐一個小黃門給收了起來，以示今夜不用拘於君臣之禮，可以暢所欲言。
收回手來，徐平拱手：“陛下，讀聖賢書，尤其是要觀其原意，明瞭大旨，直指古聖賢本心。孟軻說梁惠王，這裡的利，顯然不是指的錢糧。依梁惠王所問，可知此處之利，是說孟軻見王，能帶來什麼好處。孟軻一介書生，以仁義遊說諸國，又能夠帶去什麼錢糧？此處的利，說錢糧可，說兵甲可，說百姓亦可，凡是利於樑王之國的都可。孟軻之時，當時能夠利於魏國的，難不成今天就不利於本朝？若以這句話說治國不言利，那還以什麼治國？孟軻說‘何必曰利？’蓋因當時魏國錢糧充足，兵甲精銳，所缺的只有仁義而已。本朝以仁義治天下，豈可與窮兵黷武的魏國相提而論！若是用這句話來質疑朝廷不當用心於錢糧，豈不是刻舟求劍，泥古不化？”
趙禎眉頭緊鎖，一時沉默不語。
現在朝廷真的不在乎錢糧？那就不會有三司，更加不會一大半的朝政都在三司衙門了。求錢糧可以做，但不能明面上說出來，更加不能作爲朝廷施政的指導綱領。
趙禎遲疑，不是他不知道錢糧的重要性，而在於一旦把這件事情挑明，所引起的後果他無法預料。以仁義治天下，哪怕只是喊喊口號，也可以凝聚人心。朝廷以錢糧爲綱，讓天下的百姓怎麼想？對於朝廷來說，百姓就是用來繳錢糧的？
漢儒講天命，皇帝受命於天，只要天命在，百姓受點苦又有什麼？所以在那個時候，一有天變，宰相便就要擔責，代君受過，罷相都算是輕的。與皇帝坐而論道，地位如此之高，是白給的？當然就是用來替皇帝受天罰的。相反天下百姓受點苦楚，哪怕活不下造反，只要天不示警，那也不是多大的事情。
這一套在兩晉就玩不下去了，道佛兩教興起，社會思想陷入混亂。至韓愈提出孟子道統，算是徹底結束了董仲舒的理論，到宋儒別開一派。簡單說，就是藉由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以民心代替天命，或者說民心就是天命。
到了這個年代，有天變雖然還是朝廷大事，宰相也經常要上表請罪，但已經不需要爲此擔責了。劉太后時王曾罷相，表面的理由是玉清昭應宮火災，罷免宰相以應天變，真正的理由還是劉太后不滿王曾對他的掣肘，那次罷相已經成爲了特例。
民心就是皇位正統性的來源，最少要從理論上自洽。哪怕你實際施政完全不把老百姓當一回事，朝廷所宣揚的，還是要以民爲本。
這就是意識形態，既受政治結構左右，又無時無處不在影響着政治行爲。
徐平心裡暗暗嘆了口氣，自己又何嘗不知道這中間的利害？但時間來不及啊，他現在還不足以把自己的改革納入到現有的意識形態中去，所以纔要立言啊。至於徹底改變這種意識形態，別說徐平拿不出更好的方案來，就是能夠拿出來，沒個幾十年也完善不起來，更加擴散不出去。
先改革，用已經形成的社會存在來催化產生新的社會意識是一條道路，但是徐平等不起。沒有他在推動，新的改革就推行不下去，而他要推動，就要面對既有的政治現實，面對舊的意識形態的束縛。一個不小心，這種束縛就會把改革捆死。
這是徐平改革撞上的第一堵牆，他必須把這一堵牆推倒，才能繼續前行。
至於去尋找工商業資本的同盟，或者把三司手裡的工商業散出去，形成一個新的工商業資本集團，作爲自己的助力，徐平還沒有那麼天真。
說商品經濟的有效資本不包括土地，可不是說只要不依賴於土地的產業資本就會推動資本主義了，那是兩碼事。必須從客觀上，工業和商業資本的風險、利潤徹底壓倒農業資本，自動引導資本主動向工商業流動，而不是靠幾個開廠開商店的資本家去推動商品經濟。這不是可靠不可靠的問題，是根本行不通的問題。
只要投資土地還比其他投資更加有利可圖，風險更加小，資本就會從工商業自動流向農業，根本不以幾個人的意志爲轉移。這種情況下，哪怕就是搞起一條商品經濟的鏈條，資本所獲得的利潤也會源源不斷地流出去，而不會投入到消費和擴大再生產裡去。這條鏈條早晚會斷裂，商品經濟的萌牙由此被掐滅。
這是唯物主義，唯意志論是站不住腳的。
要想推動改革，徐平就必須藉助三司來形成這樣一條商品經濟的鏈條，並努力維持住，由點到面，帶動商品經濟的發展。只要發展，總會有一個臨界點，工商業資本對農業資本徹底佔有壓倒性的優勢，之後就是良性發展了。
初起的時候，去搞什麼私人資本家，只會產生買辦資本家。把本來應該用於工商業發展的資本抽出去，去買田買地，去買房子。沒有任何正面意義，反而有副作用。
資本主義不是指資本家當政，而是資本當政，跟資本是官方的還是私人的並沒有任何關係。只有資本這樣一個抽離了具體人格的抽象物，纔有資格成爲商品經濟的主宰。資本家，充其量只是資本的代言人，而且不是資本惟一的代言人。三司，就是這個時代全世界最大的資本持有者，商品經濟發展起來，三司就是資本的代言者。
從這個意義上，三司有能力、有意願去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徐平在三司所開始的改革，內部並沒有遇上什麼阻力，阻力來自於外部。
徐平還記得，自己的前世，歐洲資本主義革命是從原始資本主義，或者說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開始的。他們意識形態的構建，是從人性本自私，天然會做出趨利避害的選擇出發，從而在充分競爭的條件下，資源自然會做出最優的配置。這由此而推出來的核心是重商主義，激烈地爭奪國內市場和殖民地。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一套理論基本趨於破產，歐美國家從經濟制度需求出發進行了重新構建。
歐洲小國林立，國際貿易對於經濟有重大意義，天然是培養重商主義的溫牀。中國是大一統的國家，在商品經濟的鏈條中，生產重於商業交換，重商主義在這種環境下是沒有條件發展的。同樣的一條經濟鏈條，中國的條件天然要求把重心放在生產和消費上，商業行爲並不居於核心。相應的，當年歐洲人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也就不適合於宋朝社會的實際，徐平也沒有去照搬的空間。
社會是人的社會，社會的意識形態自然也要從人的基本特性出發，從而推導出一套理論系統，與社會存在相適應。
徐平雖然是看書只觀大略，這些年聖賢書還是看了不少，包括這個年代一些思想家的說法，也做了瞭解。比較來比較去，能夠跟自己心中的大道吻合，有發展前途的理論，還是隻有李覯的那一套說法。
人性本樸，無所謂善惡，人天然有生存的需求，滿足了生存需求之後還有更加高級的需求。而滿足人的需求的，便就是社會財富。只要確定了什麼是社會財富，那也就能夠提出勞動創造財富了，因爲人的勞動天然能夠滿足人的需求，而不是隻有天賜之物才能滿足。勞動能夠創造財富，由此也就能夠開始生產、交換、消費、擴大再生產的商品經濟循環。這個循環能夠建立起來，商品經濟也就成爲了必然。
最關鍵的，這一套理論的核心是社會財富是用來滿足人的需求的，從而求利也就是爲了天下百姓，與現有的意識形態結合了起來。
朝廷求利是爲了天下百姓，那麼朝廷的利就不再與義相對，而成了天下之大義。
舍小節而全大義，這不正是孟子一派所高舉的旗幟嗎？
歷史上，在大多數讀書人都在向孟子道統靠攏的時候，在非孟即是尊荀的思想大風向下，李覯獨樹一幟，非孟而不尊荀，自成一家。並且用這一家之言，贏得了社會的廣泛認可，成爲當世大儒，其理論功底自不待言。
也正是李覯的努力，在歷史上打開了王安石創立新學的大門。雖然實際上王安石是尊孟的，與李覯激烈反對孟子的態度完全不同。也正是李覯的這一派，開啓了後來的南宋功利學派，在朱熹集各家大成爲理學的情況下，與之相抗。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話雖然不是王安石親口說的，但也代表了當時變法派的態度。但實際上，這三句話都沒有超出孟子理論的框架，孟子本來就是以一個不守條條框框的面目出現的。
用李覯的框架，徐平還不至於做到如此極端，能夠用更加緩和的方式溶入進現有的思想當中。這個年代如果有一個人可以幫着徐平做到這一點，那隻能是李覯。當年與李覯相識只是偶然，但經過這一段時間不斷的書信往來，談論一些學術問題，徐平和李覯已經自覺地成爲了學術思想上的同路人。
現在的惟一的問題，就是這個理論的框架雖然已經搭好，但還沒來得及把地基夯實，沒有來得及把房子建起來。趙禎現在問徐平，着實是着急了一些。
（備註：不知道讀者願不願意看古今思想的碰撞，我知道作者們都是避開的，肯定有他們的理由。因爲後面的改革，會從意識形態、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社會改造等幾個方面展開，我儘量集中筆墨，把這個問題簡單梳理一下，以免有的讀者後面一頭霧水，因爲這些內容後面基本就不會再涉及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