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二年春正月庚戌日，初五，趙禎御文德殿，大早朝。
正殿早朝，更多的是禮儀性的，在京官員，無論匣務不匣務，全部上朝。皇帝每隔一段時間在所有官員前露面，表示自己身體正常，國家運轉正常，避免猜疑。在這種大早朝上面，原則上所有的官員都可以奏事。這樣做的制度意義，是表示朝廷大政沒有被皇帝身邊的人把持，真有意外，可以在大朝會上當衆揭穿。當年宮中失火，呂夷簡一定要讓劉太后請趙禎出來露一面，才肯帶着百官離去，便是出於這個原因。
徐正站在角落裡，都看不到兒子站在哪裡，心裡還是無比的自豪。小時候不成器天天鬧騰的那個混小子，誰能夠想到有今天，站在了百官的前頭。上朝前知道自己的位置看不到兒子在哪裡，徐正特意打聽過了，徐平的班位在趙元儼和晏殊之後，百官第三位。
趙禎升座，羣臣行禮如儀。起居告謝畢，輪班奏事。
前殿一般不議大事，因爲這種大朝會禮儀繁瑣，時間緊張，參加的官員又太多，大事議不清楚。議的多是日常事務，大臣上前稟奏，趙禎可與不可，不能決定的由小黃門把奏章收入袋中，帶回宮中處分。政令必出中書敕令，疑難大事趙禎一個人也決定不了。他冒然一個人做決定，手詔被宰相給退回來，不是什麼好事。
明朝之後不設宰相，哪怕後來出現大學士，清朝出現軍機大臣，實際行使相權，也都不是宰相。沒有政令必出中書，只能用敕，軍令必出樞密院，只能用宣命這兩條，權臣的勢力再大，哪怕能決定皇帝的生死，宰相也不是政權決策班子中的一分子，而只是皇帝的下屬。宰相班子是國家實際的治理者，是由制度來保證的。
第一班宰臣，晏殊和徐平帶幾位參知政事上殿。奏的都是已經決定的事情，主要是徐平將要使要的官員職的升遷，如葉清臣進龍圖閣直學士，李參直史館，諸如此類。
第二班樞密院，呂夷簡帶樞密副使上殿，奏西北的軍事安排。
第三班三司，程琳帶三司副使上殿，奏今年的財政安排大略。
第四班開封府，任布上前奏春節期間開封城內事。
第五班審刑院，宋庠上前奏訟獄。
自西北亂起，前殿奏事只有五班，五班奏畢散朝，不能超過辰時。大朝會御史中丞要監察紀律，是不上殿奏事的。
最後禮儀性地問羣臣有無別事要奏，衆人都已經準備退朝了。
正在這時，排位極靠後的司馬光從人羣中擠了出來，捧笏抗聲道：“臣司馬光，請與集賢相公廷對！相公欲一道德，此根本大政，關萬民疾苦，天下興衰，不廷對，何以服百官！百官不服，何以臨百姓！”
趙禎已經要起身了，只好又坐了下來，看了一眼下面站在前面的徐平。
徐平神色淡然，捧笏出列：“臣願對！”
此話一出，準備走的百官精神一下子提了起來，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就踮起了腳。
廷辨是宋朝對政治大事的討論方式之一，而且是最激烈的方式，除非是涉及到國家的根本大政，不然不用。這是一場由在殿內的朝臣全部參加的大辨論，涉及到的人多，討論的事情特別重大，觀點也尖銳，大多數廷辨都會從早到晚。甚至思想爭論激烈的時候，一次不行，在短時間內多次進行。
廷辨這種大事，大多數的官員一輩子也碰不上一次。
用徐平前世的政治制度比較，這就是執政黨內部關於國家根本大政的大辨論，議會制國家的議會辨論，一黨制國家統一思想之時的大討論。
一道德，就是統一政治立場，確定政治原則，統一思想。這麼大的動作，沒有人反對是不可能的，徐平早有準備。徐平攜西北大勝的軍功回朝拜相，很多人懾於威勢，在榜文帖出來自己沒有做好準備前，沒有站出來罷了。今天不廷辨，早晚一天會廷辨，要一道德這是不可避免的。此時官職尚低微的司馬光第一個站了出來，並不出徐平意料，歷史上王安石一道德，就是他反對得最激烈。
一道德不是逼官員站隊，如果最後搞成官員站隊，一道德實際上就失敗了。這就是思想的大辨論，不辨明白，強行推下去是沒有用處的。歷史上王安石變法，在一道德的時候實際上是失敗了，他強行推下去，立新學，以新學取進士。讓滿朝官員站隊，與自己思想相同的就用，不相同的就貶。最終的結果，是造出了一箇舊黨，最終上臺來鬥他。
政治立場、政治制度、政治原則、施政舉措不是憑空來的，都有內在邏輯，這個邏輯就是文明的特性。如果沒有找出這個邏輯，就說明文明還沒有真正地確立起來。
這個年代決定着政治的邏輯，就是韓愈和柳宗元的性情之論。
當天命破除，人必然會問我們爲什麼會是這樣，爲什麼要這樣看待事情，爲什麼要這樣做，爲什麼不可以用相反的辦法做。這是人的必然，離了天命，人要從自己找邏輯。
文藝復興歐洲文明從神權中解放出來之後，也同樣經歷了這個過程，一場關於人性的大討論。自由、平等、博愛等等這些名詞，徐平前世聽起來高大上，覺得洋人怎麼會這麼厲害，是怎麼想到這些的。中國的文明怎麼這麼落後，就不去想這些問題，盡是搞些仁義道德天理倫常之類虛假欺騙人民的東西。但是自由、平等、博愛等等這一切，真地引入中國來了，縱然精英再是引頸高呼，這就是文明，愚昧的人們醒來吧，我們不要野蠻，我們要變成文明的民族。大多數的人民卻無動於衷，精英痛心疾首，一切都是文化的錯，我們落後愚昧的文化，什麼時候才能掃除乾淨，走向文明。
人民對引進來的文明麻木，一部分精英失望了，認爲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愚昧與落後深植入骨子，永遠不可能變成文明國家。還有人在堅持，試着分析其實洋人並不是按照這一套來行事的，就跟仁義道德一樣，不過是欺騙愚弄底層人民的把戲。
人民不愚昧，也不會被欺騙，你欺騙他們，他們反抗不了，心裡卻還是很清楚。你逼着他去做這做那，要去這樣想，不要那樣想，他們無法反抗，無非閉嘴罷了。或許在深夜聚在一起閒談的時候，發上幾句牢騷。
這種相互誰也理解不了的現象，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自由、平等、博愛等等這一系列關於人性的學說，仁義道德這些關於人性的學說，其實都不是爲了愚弄底層人民的，而是文明要發展不得不面對的議題。
人性是善還是惡，是利他還是利己，是趨利避害還是見義勇爲，是自私自利還是勇於承擔責任，等等一切人性的兩面性，跟社會矛盾中的階級分別一起，組成了每一個政權的政治立場，政治原則，政治的邏輯，形成了自己的文化。
洋人的自由、平等、博愛、信用等等這一套文明邏輯引入中國水土不服，不是因爲自己文明的愚昧與落後，不是人民愚昧麻木不仁，而是因爲這一切，祖先早已經進行了思想大爭論，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記憶。只是這些文明記憶，隨着那一次文明巨人的倒下，被掃進了垃圾堆，埋藏了起來。文明擺脫了那一次的傷害，打開這個寶庫，就是無盡的財富。
徐平前世每談到社會問題，那位洋秀才總喜歡甩出一個洋人的名詞，什麼利維坦，什麼社會達爾文主義，諸如此類，一臉不屑：你個土鱉知道這些嗎？好好看一看，洋人是怎麼看待社會問題的。什麼時候你個土鱉，也能夠做一回文明人。
一個土，一個洋，名字就已經代表了時代的價值取向。
當徐平穿越千年，努力讓自己的思想跟這個時代同步，去重新思考文化典籍，才真正明白那些是什麼。自己被人罵土，不是因爲文明的落後，不是因爲祖先愚昧，而是他們走得太遠，又跌倒在了血泊中，文明被封印到了記憶深處。
什麼是文明？一個是階級鬥爭形成的政治制度和原則，另一個是對人性的思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原則，這兩者加起來，就形成了文化和政治，構成了文明的主體。
作爲一個上過大學的人，徐平知道在數學中有一條大數定理，巨大數量的隨機，最終會表現出規律性。也聽說過混沌這回事，隨機會表現出有序。
有人覺得人性是善的，有人覺得人性是惡的，有人覺得人天然是自私的，有人覺得不是這樣的。這些關於人性兩面的想法各人不同，這個問題兩人一樣，那個問題不一樣。但是巨大的人口，漫長的時間，終分的交流碰撞，最終會形成共識。這種共識不是決定了這個問題上我是對的，那個問題上你是對的，而是最終形成了一個包容原則，出現了社會文化上的規律性，這個規律性就是文明。
中國人口衆多，教育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獨立思考的人口多，形成這種包容原則也就早得多。這些關於人性的議題，由此生髮出來的同性戀問題，家庭問題，倫理問題，種族歧視和種族平等問題，這一系列議題，都放在性情之爭的這個大筐裡。他們在文人的一篇一篇文章裡，在官員一次一次的奏對裡，在朝廷施政的發出去的命令裡。
洋人討論同性戀，討論家庭，討論倫理、討論種族騎士，討論女權這類問題很熱鬧，中國人卻覺得不理解，因爲自己的祖先已經討論過了。甚至就連男人穿女裝，諸如此類，都在文明的記憶裡。再一次出現風潮，不過是文明還在退化，沒有重新站起來罷了。
從漢武帝以天命一道德，漫長的歷史時期，張角的黃巾大起義，魏晉談玄，後來的佛教興起，儒學再興，等等這一切，都是文明前進的腳步。直到巨人倒下，才止步不前。
寫《道德經》的老子是什麼人？史官。孔子幹了什麼？《春秋》編史。大多數的先秦諸子，大多都有接觸史書記載的經歷。文明不是由這些偉人創造出來的，而是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創造出來的，他們只是忠實地記載了文明所表現出來的這種規律性。他們的偉大不是創造了文明，而是看到了文明，並記下來留給後人。
今天，徐平將要在這裡，面對司馬光這個大宋第一頑固派，以及後面會一個一個站出來的官員，從人性，社會，全部的問題進行辨論。
他今天要在新的一年第一個大朝會上，而對百官，以最激烈的廷辨，來一道德。